论《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论述了《孽海花》在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独特性,恰在它超越了"谴责小说"的概念所包含的一般主题和叙事方式.并指出曾朴的《孽海花》,在历史小说的意识和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规范,代表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雏形.     

作者与译者的对话：曾朴的《鲁男子》与法国小说《肉与死》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虽然在文学史上以晚清小说家知名,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重登新文坛,创办真美善书店与《真美善》杂志,并通过自己的创作、翻译和出版活动参与到新文学建设之中。在真美善时期,曾朴自觉融会自身的中西文学修养,创作了小说《鲁男子·恋》,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皮埃尔.路易的小说《肉与死》。在《鲁男子》的作品主题、言语方式和艺术手法上,曾朴既受到《肉与死》的启发,又进行了个性化的处理,从中可以看出曾朴创作与翻译活动的自觉对话。     

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孽海花》的现代小说价值和叙事话语形态

我国传统历史小说大体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为史传文学叙事模式,另一种为通俗演义的叙事模式。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为代表的别一种历史叙事在悄然地崛起。本文主要从人物的非英雄化与非道德性、多重叙事话语的交响以及在历史与小说之间等三个角度来对《孽海花》的历史叙事作了初步分析,并且提出了一些自己对《孽海花》在叙事方面的看法。     

《孽海花》：在历史与小说之间

《孽海花》：在历史与小说之间陈子平Ａ《孽海花》最初创作时，作者和他人都视之为“政治小说”。１９０３年，金松岑完成了《孽海花》第一、二回，刊载于同年１１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８期上。次年，金松岑翻译出版了叙述俄国虚无党历史的《自由血》一书。在...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不应遗忘的优秀通俗长篇小说——论包天笑的《留芳记》和《上海春秋》

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 ,包天笑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和《上海春秋》是两部重要作品。《留芳记》侧重于对民国重大事件与人物的描写 ,在艺术手段上类似于曾朴的《孽海花》;而《上海春秋》则相当细致与准确地记录下十里洋场上海的种种罪恶。两部小说一反包天笑作品拖沓、松散的缺陷 ,结构紧凑 ,艺术性强 ,不愧是包氏的代表作     

《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工作。此说不确。全面解读《说苑叙录》、《汉书》刘向本传和《汉志》著录,可知三书为刘向编撰;《论衡.超奇篇》所说刘向＂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以及三书收录西汉当代故事,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刘向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先河,创立了魏晋六朝小说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和模式。刘向为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场”之比较——《官场现形记》、《国画》中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之对比分析

以往的官场小说研究,就其命名而言,重＂小说＂（叙事）,重＂官＂（权力、人性等）,但是不重视＂场＂（关系网络）。因此,将《官场现形记》和《国画》这两部官场小说代表作中的主要官员的交际关系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从中亦可审视小说的审美、文化与政治意义。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试论《孽海花》中的异国英雄形象

《孽海花》塑造了俄罗斯虚无党人和日本武士等一群异国英雄形象,并揭示了他们“义”、“忠”、“勇”等性格特征。小说作者通过塑造这些典型的乌托邦式异国形象,表达了渴求学习异域先进思想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迫切愿望。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现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发生——以吴趼人、曾朴为例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在引进新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同时也促使历史小说开始向现代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吴趼人是第一个对传统历史演义进行历史小说转化的作家，曾朴则是第一个从事全景式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他们为现代历史小说开创了最为基本的两种形式。     

从《子不语序》看袁枚的小说思想

袁枚的小说思想体现在《子不语序》中,包括：肯定小说的地位、重视小说的“自娱”功能、强调“戏编”为主的创作方法等,虽然较为零散,但已涵盖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等方面的内容,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袁枚对小说地住的肯定有助于扭转当时学者“不屑道”小说之风气;对“自娱”、“戏编”的认识,又使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显著张扬。袁枚的“性灵”理论对其小说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性灵说”理论上的缺失也导致了其小说思想存在着不足。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大、小传统”之间:论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远古到晋代,天人感应思想经历了大、小传统的数次变迁。在《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被列入数术略形法类。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为基本模式与特殊模式,理论基石是气论、神论、天论以及三者的杂糅。《山海经图赞》掺杂了一些玄学思想,说明郭璞并非不懂玄学。他之所以放弃"大传统"而选择"小传统",与其学术传承和政治理想有关。郭璞继承了汉代方士化儒者的传统。他虽有避世思想,但仍积极投身于政治之中,目的是为了以"天"为限制因素,恳求帝王减轻刑狱、勤政爱民。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通过占卜敦促温峤、庾亮等人兴兵讨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读曾景祥先生《曾景祥花鸟画集》有感

《曾景祥花鸟画集》的出版是我省乃至我国美术界花鸟画创作成果的又一个丰硕展示。曾景祥的画作,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立意清新、笔法工致、风格典雅。随着岁月的流逝,曾景祥的画艺将日渐精进,其画作将日益显出它的典雅珍贵。     

生命与历史的迷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是我们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素以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议论著称。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他以沉重严肃的哲思姿态和简洁轻巧的文学话语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奇妙的小说意境，堪称现代哲理小说的典范。小说对生命“轻与重”的哲学思考，源于作者对酒神精神和存在主义的深沉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