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文化元素及其特征

在佛教造像艺术中没有比藏传佛教造像拥有更为丰富和繁多的神祇及法器,于是就有了藏族人人皆有一尊佛的荣誉。如此庞大的神灵体系源于佛教自身的显密教法中三身变现,藏传佛教各派传承中涌现出来的上师、本尊和护法神等。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以印度佛教选像艺术、本土造像艺术、汉地造像艺术、尼泊尔造像艺术融为一体的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热贡艺术特征论

热贡艺术在继承藏传佛教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不仅吸收融合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造像艺术的特长 ,同时也受到汉文化及西夏文化的影响 ,进而形成了独自的艺术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内涵。     

云冈、龙门石窟造像汉化演变探析

云冈石窟代表我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造像特色,龙门石窟是其延续和发展.这两处石窟清晰显示了佛教造像这一外来艺术逐渐汉化的过程,也是我国由北到南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最终形成理想造像样式的过程.     

观音三尊像的信仰转换及其图像演变

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主要属于释迦信仰系统,其组合像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在佛教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式造像向阿弥陀信仰系统转变,其组合像式为阿弥陀佛居中,观音与势至两旁胁侍;观音在两个不同信仰系统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转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中国清代设计艺术风格对欧洲洛可可服饰艺术的影响

考察艺术史可以发现,中国清代庭园设计、家具设计、丝织品、瓷器的艺术风格多有矫饰之气,这与当时法国宫廷的审美趣味颇为一致,并立即被融汇于法国的艺术中。清代设计艺术作品中的精描细绘、镶金嵌银、喜用嫩绿粉红及用尽曲线之美的装饰,也就融入到法国洛可可服饰艺术之中。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湘西南道教造像记中所见祖先崇拜

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有大量道教造像记,其中不少造像记中所提及的像尊,姓名中都带有“法”字。这些带有“法”字像尊的原型,有许多都是造像者的祖先,它们多来自于湘西南地区,撰写的年代自明代至民国都有。这些造像记显示,任何的祖先崇拜都不是因为单纯地怀念祖先,而总是夹杂着世俗的愿望。造像者希望通过造像而得到像尊的庇佑,从而渡过难关。     

关于西安出土两通北魏三尊式残造像的考释

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分别收藏一通三尊式残造像,碑面下部残缺。主尊均施转法轮印,身披帔帛,为身着菩萨装的弥勒佛。两通残造像主尊残缺部分为交脚坐姿的弥勒像。弥勒造像的出土是弥勒信仰流行的反映,而弥勒信仰的流行与北魏时期长安地区高僧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密不可分,弥勒佛典的翻译使长安成为弥勒信仰流行的重要区域。两通残造像的制作年代是北魏时期,其中碑林残造像的年代在北魏延昌至正光年间,西安博物院残造像的时间则在北魏晚期。     

试述一世哲布尊丹巴时期藏传佛教造像文化在喀尔喀蒙古的发展

哲布尊丹巴是清代蒙古喀尔喀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转世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对蒙古地区的宗教、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与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本文旨在探讨一世哲布尊丹巴时期,藏传佛教文化在喀尔喀部的发展,并通过大量的文献史料,论证一世哲布尊丹巴在发展佛教造像艺术上的贡献。     

试论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世俗化表现

佛教造像艺术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移植到中国之后就不断地被中华民族本体文化扬弃与创新,至宋代,佛教造像愈益表现出神性的人性化,神道的世俗化特点。这些世俗化的造像艺术使我们能够拨开佛教空寂虚无的迷雾,还佛教美术以人类自身历史的真实面貌。     

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北魏王朝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王朝史、民族史,其中生动的佛教艺术符号为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之作,云冈石窟所蕴含的造像意义即"纪念碑性":祭祀礼仪性、政治内涵性、自我自觉性为本文着重讨论的方面,以期对佛教艺术造像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     

论莫高窟早期三窟壁画飞天的西域式造型特征

西域式造型特征始终贯穿于莫高窟各期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中,本文以莫高窟早期三窟壁画中飞天造型为切入点,对其具体特征予以分析研究,推导出西域式造型特征在莫高窟早期三窟佛教造像艺术之一飞天造型中的复杂演变过程,归纳出隶属早期飞天艺术独特的西域式造型特征。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集中之地,也是皇室意志以及人们对生活追求的缩影。龙门佛教艺术与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密切相关。北魏龙门石窟气质清秀、风格迥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色和人们的审美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背景和南北人员交流等,对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龙门石窟造像所体现出的审美文化中可以洞察南北绘画美学精神的传导与交流。     

两面派女生——我

我，一个漂亮的女生，一头闪闪发亮的“金发”，一张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双不太小的眼睛，注意，是不太小，可别看成太小哟！我的鼻子大大的，鼻梁高高的，嘴唇异常的红润，我漂亮吗？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论安岳华严洞石窟造像艺术的美学特征及价值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岳石窟年代久远,内容丰富,造像精美,华严洞是其造像窟中最大的、保存较完好的洞窟,其整体气势恢宏壮观,造像精细优美,集现实与浪漫于一身,堪称北宋石窟艺术精品,在美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早期净土变相的型制与渊源

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净土变相,其主要图像特征是阿弥陀佛三尊处于楼阁与莲池之间,周围有菩萨天众与各式化生等,表达了信众往生西方乐土的愿望。最早的净土变相典型像例是南响堂山第1、2两窟的浮雕,表明净土变相正式形成于北齐。净土变相的基本图式和构成要素,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穆罕默德那利造像尤为相近,是借用古印度流行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为图像范本,结合净土佛典而创制的。这一发现,既指明了中国净土变相的源头,也从具体的案例中显示了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论西沃石窟造像的审美观念

西沃石窟作为北魏义邑窟的典型代表,其造像体现了此期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代表了北魏洛阳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其中一号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理念,体现了时代宗教美学理念指导下的艺术标准,表现出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的审美定式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美学要求,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过程和美感实现的一般规律。这在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