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行政理念视域中的中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的重构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公共服务理念不断深入以及法治行政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为了避免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侵害,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应该从制定主体、实体内容、制定程序、监督救济体系等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和重构.     

浅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与管理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制定主体、程序、内容和合法性等方面都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为此,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纳入法制轨道,加强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并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度,保证以上监督到位。     

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研究——基于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分析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第五十三条对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作了具体规定,即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我国目前存在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失范现象,行政系统内对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界定范围较广、种类较多,且地区间存在差异性规定,与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不符,不利于该制度的顺利施行。化解该困境可以通过修改现行有关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部门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结合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专门制定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管的行政法规进行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与运用

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撤销、撤回或变更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中,以解决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安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具体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以维持原授益行政行为为原则,以撤回补偿、变更补偿或撤销赔偿为例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强权下的弱者,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从程序上控制其违法性已成为学界共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公众参与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界定公众的三个原则,即利益相关原则、机会均等原则、特殊平衡原则。这就要求在参与的制度设计方面应该重视公告制度、征求公众意见制度以及听证会制度,以充分发挥程序设计的法律效能。     

析亟待扩大适用范围的我国行政立法听证程序

行政立法听证程序是指行政立法主体在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前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的机会以及行政立法主体听取意见、接受证据的程序。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存在缺陷 ,确立行政立法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应坚持利益平衡、公正与效率相衔接、公开与保密相协调三原则 ,采取立法方式。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的缺失与规范

我国目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在建构过程中还缺少现代的民主理念,而且还存在着“争权”与“滥权”,不同位阶与相同位阶规范相互冲突,制定程序和技术方面缺少必要的规范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从多方面对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进行规范与重构。     

论行政规章的几个问题

行政规章作为一种规范性文件，无论是在国家行政管理工作中，还是在司法审判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立法本身的疏漏，部门利益的驱动，致使行政规章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些混乱。为此，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具体界定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明确行政规章的性质，规范行政规章的名称，以使我国正在孕育、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为和谐统一。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与适用

行政机关对规范性文件在执行上的适用也要有一定的前提，并坚持一定的原则。确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应遵循囿于法律、法规、规章，合法，符合国家政策，依据职权，履行程序的原则。在规范性文件的选择适用上，应遵循特殊规范优于普通规范，在后规范优于在先规范，强制规范优于任意规范的原则。行政规范性文件在适用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各种实际问题。因此，需要接受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试论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的平衡机制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理论的产物,它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适用,它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的一种人文精神。信赖保护原则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和比较,通过对它们的比较,选择适合的方式对信赖利益进行保护。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 ,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 ;公共行政管理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作起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对公众负责、公正、合法性、多样性、正义等特征。结合行政管理的过程分析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与变化

我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型原则向行政法治型原则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之下,不同的历史阶段,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推行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因此,新时期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把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其核心内容,遵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发展路径。     

失信联合惩戒及其形式合法性问题研究 ——以30份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为研究样本

失信联合惩戒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行业性、社会性、市场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主要被界定为规范性文件或内部行政协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不准确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应为广义上的行政协定,同时,其也是我国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这一行政协助的重要表现形式。失信联合惩戒在形式合法性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即联合惩戒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以及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并不具有授权的功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加强社会信用立法,以法定的形式确认联合惩戒;同时,加强法律授权制度建设,确保惩戒措施有法可依。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内在风险感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基于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80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风险感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存在区位异质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为信任)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能减轻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边际效应看,行政行为信任的缓解作用强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审视宅基地区位级差效应,建立差别化的宅地基退出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改善个体对政府行政的情感态度以提高人们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议。     

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

结合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因素构建了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的模型:有限理性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信任,社会认同驱动下的信任以及自我实现驱动下的信任。通过分析三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个人总在追寻经济利益、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三种目标的共同满足,如果人际信任能够带来合作双方潜在经济利益的提高,或者能够增强社会团体对个人的认同并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信任的格局就越容易形成和维持。     

行政规划中的公益权衡及以人为本的法价值指向——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的分析

行政规划是一种特殊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会直接影响特定公众的重大利益。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必须解决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权衡,关键是要确立起以规划区域内所有相对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为本的法价值指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突出反映了我国以往的行政规划在此价值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偏差,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坚持行政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原则,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法价值观。     

文化事业管理要营造社会信任

文化事业不仅与公众日常生活相关,而且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发达与文明水平。文化事业管理需借助政府的行政活动得到整合,并获得长足发展。其间,由文化传统和人际信任所生长出来的社会信任是重要基础。行政行为既要维护既有的社会信任,又要推广和深化现实的社会信任。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营造社会信任更应成为各级政府进行文化事业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应成为行政伦理所考察的重要方面。     

社会信任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

外商投资对我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偏向探讨正式制度与外商投资的关系，鲜有提及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外商投资的作用效果。基于2010—2015年CGSS数据建立26个省份的社会信任指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GMM模型，旨在研究社会信任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本地外商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通过加入交叉项证实了社会信任对市场化程度的替代作用；此外，引入空间权重发现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本地外商投资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持续稳健引入外商投资提供参考。     

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范围

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应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及第三人受益的损害赔偿.在确立信赖利益赔偿范围时应考虑过失相抵和损益相抵的问题,并应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范围予以限制,以公平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