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延安文艺产生的理论基础,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和必然结果。研究延安文艺与马克思大众化的关系,探索延安文艺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适应传播意识形态的实质内涵,科学地运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延安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诉求和需要,总结延安文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等问题,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现实的研究需要。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建设及其成效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华中敌后第一块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其在文艺战线上面临着宣传抗战文化、抵制投降文化和奴化文化侵害的考验。为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运用多种文艺形式,组建优秀的文艺队伍,建立稳固的文艺阵地,加强文艺建设。这些实践举措在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巩固建设和军民文化生活的丰富满足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文艺与哲学的新融合

哲学与文艺的对抗是一个古老的论争,然而在20世纪,哲学与文艺走向了新的融合。其历史原因在于哲学自身的式微与来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挑战。但其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哲学话语与文艺话语本原上的同一。     

论中央苏区文艺的本质特征

中央苏区文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孕育、产生、滋养、发展起来的红色革命文艺,代表着革命事业的文化方向,是一面引领劳动人民参加革命、积极抗争、寻求解放的旗帜。探讨中央苏区文艺的本质特征,对继承和发扬革命文艺光荣传统,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治理文艺，抑或文艺治理？——马克思主义文艺制度思想辨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制度发展与更替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化过程，文艺制度是此制度化过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认识到，文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的并非治理文艺，而在于文艺治理，文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即在于文艺治理的特殊性。因此，先进的文艺制度应以无产阶级政党为组织形式、以文艺政策与文艺活动机制为导引、以教育与学习为内在规约，着重培育以文艺知识分子为施行主体的革命的文艺治理体系。总体来看，文艺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文艺制度建设达致文艺治理之目的，良善的文艺制度旨在现实地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     

治理文艺，抑或文艺治理？——马克思主义文艺制度思想辨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制度发展与更替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化过程,文艺制度是此制度化过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认识到,文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的并非治理文艺,而在于文艺治理,文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即在于文艺治理的特殊性。因此,先进的文艺制度应以无产阶级政党为组织形式、以文艺政策与文艺活动机制为导引、以教育与学习为内在规约,着重培育以文艺知识分子为施行主体的革命的文艺治理体系。总体来看,文艺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文艺制度建设达致文艺治理之目的,良善的文艺制度旨在现实地促进人的自由与解放。     

文艺语体与文艺语体词的界定

文艺语体是运用民族共同语形象描绘广泛的审美客体,真切传达丰富的情感体验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形成的一种运用语言的综合特点体系。文艺语体词是指那些本身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质,适应了文艺语体交际领域的需要而为其所特有常用,在其他语体中很少出现的词。由于新、旧文艺语体词的产生与消亡,文艺语体词的转变,文艺语体词与其他语体词的共用等原因,这一概念的外延形成了模糊性。根据这一客观实际,它可以划分为文艺语体专用词与文艺语体常用词,前者仅用于文艺语体,后者可以在文艺语体及其邻近语体中使用。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中的许多原则,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叙事文学的,甚至可看作是对叙事文学的应然性规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理论所提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构成了其革命文艺故事思想的总蓝本.他有关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的论述,在本质上则是对其民族化、民间化文艺叙述思想的阐释.也就是说,用民族化、民间化的叙述话语,讲述阶级化、斗争化的革命故事,构成了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文化视野中的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

通俗文艺的兴起及其引发的文艺雅俗之辨 ,是近二十年中国文坛的一个特异景观。雅俗文艺概念的易移 ,受到时代、地域、民族、个体审美心理等不同文化变动因素的影响 ;文艺的雅俗之分是个永恒的矛盾 ,是大众文化时代的一个艺术难题。在此基础上 ,对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的艺术特征与基本功能分别进行了考察与厘定 ,指出雅俗共赏作为文艺消费的理想状态之一所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要求以及达到雅俗共赏的有效艺术途径。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在战争语境规范下发生的五四文学

战争直接确立了救亡和启蒙这两大基本主题,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话语共同的聚焦点,规范了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两大文学母题。战争使新式教育获得了确立,而新式教育又使“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承受着晚清以来所接纳的全部西学的滋润,解放了他们被束缚和桎梏了许久的人性,这就为他们成为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左翼文学的人生与人性关怀

左翼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文艺思想,广泛而深刻地表现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积极探讨社会中人性问题和社会伦理的转型,以独特的创作视角构建了左翼文学的革命话语体系和文学意义模式。左翼文学把人生和人性放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丰富和发展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对人生和人性问题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     

苗延秀、包玉堂的生命意识对革命文学的贡献

由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大多趋于模式化、程式化。时代环境无法改变,革命文学作家们也就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是广西当代少数民族革命文学作家苗延秀、包玉堂将自身的生命意识融入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独特抒写空间。他们在原生态的浪漫抒写、女性个体表现、民族民间化等方面对革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偏至:现代文学的价值走向

五四新化运动所提出的“立人”标准理应是中国现代学的价值走向,但现代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却逐渐偏离了这一正确走向。早期共产党人与个别激进作家是这种偏至的始作佣,而无产阶级革命学运动则将其进一步导向了集体主义、阶级本位,所幸的是非主流学继承了五四学的价值走向,才使得三十年代的学显得丰富多彩。但抗战使主流、非主流学都汇集于民族本位,学因此而走向了狭窄的通道,鲜有能与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史诗性作品传世。     

同志伴侣：革命长廊里携手并进——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情爱叙事研究

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革命话语体系对农民的情爱表达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过滤,"同志伴侣"成为革命情爱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尽管使得民众在"冷战焦虑"之中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想像共同体"的顺利进程,但是,它也规训了情爱话语的无穷活力,从而影响了文学审美中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也是17年农村文本远离当下读者阅读视野的原因之一.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皈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直线性发展为特征的唯物史观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往复循环论是相抵牾、对抗的。一般说来 ,当人们遇到了与本传统的文化思想相悖逆的观念时 ,往往会本能地滋生出抗拒与排斥的情绪。然而 ,包括像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样的一些在“五四”时期就取得重大成就 ,并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文学大家对唯物史观、革命文学等外来思想很快就坦然地接受 ,并融合进自己的创作中 ,其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进化论这一过渡的桥梁。可以说 ,自近代以来 ,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对新文学启蒙者的深刻影响 ,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在该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兴起、扎根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