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话语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对身体进行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性话语方面尤其如此.在解放区文学的性问题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解放区的启蒙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对民间话语中的贞洁观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然而,这种启蒙话语却可能因为与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被否定.正是在革命要求的"圣洁"面前,民间话语中贞洁观念通过"革命"的幌子得以还魂,性因此也被逐渐排除在革命话语之外.通过消解启蒙话语、驯化民间话语,解放区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性话语生产与分配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调控.     

赵树理、孙犁文学影响的比较研究

赵树理、孙犁影响变化的大致曲线: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作家,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时期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孙犁在六十年代以前的影响是不能和赵树理相比的,但他的影响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到新时期开始后达到最大。从这条曲线中可以看出,创作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和反映人民心声、同时应当遵循艺术规律。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文摊”里的民族国家——论延安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赵树理曾以"文摊文学家"为自我定位,他的"文摊"里包含了深刻的"现代性"家国内涵,其延安时期小说更是迎合了解放区政权的"现代性方案",他对"革命"内容进行现代性书写与反思,继承并创新了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他所代表的"本土"现代性规范直接体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诉求。     

方向与冲突: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

在解放区文艺中赵树理被树为方向性的作家,原因在于赵树理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方向意味着一种确定的文学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规范开始了定型化的过程.建国后作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型,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成为新型文艺工作者.建国后对赵树理评价的演变,表明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冲突.而冲突的实质则在于文艺战士和农民作家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

作为乡村革命的仿像,<暴风骤雨>的文本深层隐含着相互作用的多种意识形态因素,使文本在社会重构、"新人"的重塑、社会心理重组等层面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在革命话语统一叙事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多处叙述裂隙与深层悖论,赋予<暴风骤雨>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与丰富的历史和美学意义.     

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

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位“方向”型的作家虽然个人出身、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在揭示国民性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鲁迅真诚地实践“人的文学”主张,旨在“立人”进而“立国”;赵树理则秉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学重在实现“人民的文学”主张,旨在“劝人”。两者共同构建了现代期文学的启蒙话语,并体现出显在的互补性。     

“赵树理方向”再认识

本文认为,“赵树理方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学发展环境中去审视。文章从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赵树理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赵树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作家与群众关系三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创作对解放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的、积极的意义,肯定了“赵树理方向”在繁荣解放区文艺,促进《讲话》精神贯彻、实施上的特殊贡献。文章还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阐明了今天发扬赵树理创作精神之必要。     

苏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源流论

苏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是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源头.其源流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解放区文学在理论建构上,整合了苏区文学关于文学本质和功能的政治化、革命化认知特征;另一方面解放区文学继承了苏区文学的小型化、通俗化特征,以及成绩突出的话剧艺术经验,从而使后者更好地服务于革命的现实斗争.当然,苏区文学的某些缺失也给解放区文学以消极的影响.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赵树理研究的误区

赵树理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的许多广泛流传的作品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讲话》精神的直接指导下创作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著作都持此观点。事实上赵树理看到《讲话》之前,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已经创作完成了。赵树理文学现象与《讲话》精神的吻合是时代的必然、文学发展的必然。文学史著作应当对此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探究赵树理文学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讹传讹。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从“地之子”到“党之子”——论解放区文学中革命农民形象的生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启了农民作为革命文学绝对表现主体的历史新纪元,曾被愁云惨雾笼罩的"愚弱国民"在革命的震荡中翻身、成长,以一种明朗刚健的形象取代了那张布满时代沧桑的悲苦脸庞。从古中国的"地之子"蜕变为现代中国的"党之子",革命是解放区农民最坚实的精神内核,并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