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契合左翼文坛主流话语的革命文学,但与男性写作者相比,仍然透射着女性的独特观察与体验.文章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察丁玲对女性身体和意识的体验以及对女性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追问中国女性主体生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外双重制约与阻抑.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诱惑与奴役——丁玲小说话语转变原因探讨

丁玲小说话语的两次大的转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丁玲的评价。从哲学层面讲,革命的诱惑与奴役是导致丁玲话语转变的重要原因。因为革命的这种双重形象与来具有,因此丁玲的话语转变只能是悲剧。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自我与政治话语的辩驳对抗——解读作协七年郭小川的心路历程

郭小川凭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脍炙人口的诗篇。在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跌宕起伏,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本文从郭小川在作协工作的七年的诗歌创作,来解读其迷惘的自我与强大的政治话语之间的辩驳与对抗,感受一代知识分子真实而复杂的内心历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玲珑》女性话语狂欢中的男性形象建构

《玲珑》杂志在塑造完美摩登女性形象之外同时建构了一个负面的男性形象,并对之大加声讨。在压迫/反抗的女性话语逻辑支配下,男性被建构为施虐者,女性在话语狂欢中完成对男性的反抗和讨伐。然而,话语狂欢终究不能解决现实困境,女性批判男性,寻求自主的同时,却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商业资本的陷阱。《玲珑》杂志中的负面男性形象建构以及女性对男性的话语暴力揭橥了20世纪30年代都市女性面对男性时的复杂心态,映射出她们在消费浪潮、大众传媒与外来文化的轮番刺激下的欲望和挣扎。     

《简·爱》的女性话语空间解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简.爱的女性主体反抗男性权威的个人叙述声音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经典文本。笔者从社会文化机制内部探讨其女性话语空间,认为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进行了寓言式再现,通过主人公简.爱从＂我必须说＂到＂我们整天谈着话＂自我建构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以此可对文本结尾作出新的评价,这是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问题的思考,也使文本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话语空间的一场诗性试验。     

反殖民书写与话语陷阱——以两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为中心

小说《野草在歌唱》与《耻》的两位作者相似的种族身份和经历使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种族冲突成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反殖民主义的写作，两部作品在批评和反思殖民主义罪恶的同时未能超越殖民话语的制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形成共谋关系。     

毛泽东话语革命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构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发展的具有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良好的话语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内容,面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的对教育受众特征及变化把握不准,教育主客体关系发生变化,话语传播的内容和方法单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网络文化的差异等问题。在新形势下重温并总结提炼毛泽东同志话语,以此探究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的路径,提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说服力提升的路径为转变教育观念,树立"学生主体思想";促进话语通俗化、网络化、生活化;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传播方式;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