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人集韩文的文本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集韩文是集句文学的一种尝试,即全篇集取韩愈古文而成的集句文作品。由于集句文发展的滞后,集韩文自清代才正式出现,在齐召南、李友棠、戚学标、刘毓崧等文人的别集中均可见到。这些集韩文作品虽有勉强拼凑的痕迹,但其中亦不乏天衣无缝的成功之作。集韩文之所以能够成为集句文学体裁的一种,正是源于韩愈古文的道统性及其语汇的独创性,同时也可看到清人开拓文学体裁时所作的尝试与努力。从集韩文出发,可以发现清人的知识之广、文学兴味之浓、文学才思之捷,亦可以由侧面考量清人对韩文的接受方式。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散文艺术札记之一

苏轼是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的散文,艺术成就极高,达到了古文运动以来散文艺术的高峰.古文运动是韩愈开创的,韩文成就很高,气势澎湃,但失于追求奇险,读来不免艰涩.欧阳修继承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并且使文章从艰涩走向平易畅达.苏轼的散文既有韩文的磅礴气势,又有欧文的平易婉转,而且独具自由挥洒,灵活变幻,行云流水的风格.苏轼最爱用“行云流水”来赞美优秀的散文,他说,优秀的散文作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实,用这来评价苏文是最恰当不过了.本文准备对苏文的艺术性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起八代之衰与集八代之成——论韩愈与骈文的关系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中坚,韩愈在批评骈文的同时,更把骈文作为古文创新的起点和资源.在他的古文佳构当中,韩愈充分吸收和彰显骈文的艺术优长,大大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手段和艺术含量.韩愈的文体创新实践表明:古文创作艺术成就的高下,以及唐代古文运动的成败,与借鉴和吸收骈文艺术营养的态度和水平直接相关.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论萧颖士文学思想对韩愈之影响

今人言及古文运动,总以为韩愈、柳宗元首倡,实则之前即有倡导者。萧颖士、李华团结同道,广泛授徒,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文学集团,倡导古文运动。文章首先从师承关系探讨萧颖士、李华、独孤及、萧存、梁肃等人与韩愈的关系,从而厘清萧颖士与韩愈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从韩愈古文思想的几个方面来探讨萧氏对他的影响——文以载道、不平则鸣、务去陈言、气盛宜宣、尚奇、尚古;最后得出了结论:韩愈摒弃了萧氏文学思想中的一些流弊,并把萧氏之文学思想发扬光大,而且,韩愈和萧氏一样,重视团结同道,提携后进,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古文创作队伍,汇成了古文革新的洪波巨流,取得了古文运动的胜利。     

陆贽的骈文与唐宋古文运动

在陆贽的现存文章中,奏议占极大比重,亦代表其文章成就。陆贽的奏议是略具古文因素的骈文,这说明了骈文是中国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陆贽知贡举,取英才韩愈。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晚唐作家李商隐在经历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其为文之兴趣又回复到骈文之上,并且取得成就。韩愈的古文成就,其根基在于骈文的训练。欧阳修知贡举,取英才苏轼等多人。欧阳修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苏轼为宋代古文的集大成者。苏轼的古文成就,其根基亦在于骈文的训练。唐宋的古文运动规定了此后的古文审美趣向,亦即优秀的古文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骈文的美质。由此可知,中国的文章,其运动发展的机制乃是骈文和古文的矛盾运动。     

论唐、宋古文运动中的韩愈与欧阳修

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它奠定了后世散文风格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文学形式以及古文观念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从时代背景、古文观念、文章作法等方面对韩愈、欧阳修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认为:唐代古文运动是一次偏重文学性的运动,韩愈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集大成者的角色;北宋的古文运动则是一次儒学性的运动,欧阳修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枢纽性地位。     

古代散文传统的定型与嬗变

古代散文的多向流程是战国那个特殊的时代奠定的,在南北朝时散文的文体与风格基本定型,主要是指散行单句式的散体文和骈偶化的骈文.中唐,韩愈倡古文则开始了古代散文的嬗变时期.这里,散文家的趣味和批评家的理论关注对古代散文传统的确立与嬗变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古代散文传统的嬗变具体表现为韩愈所倡的古文,三袁所倡的性灵之文和桐城派的古文.从韩文到桐城派古文,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回归,而是韩文和三袁之文风格的整合,从而体现出一种新的风格.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

韩愈、柳宗元在中唐时期倡导的古文运动,为中国散文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它的兴起,与进士科举密不可分,进士集团或阶层构成了古文运动勃兴的坚实基础。韩愈策略地利用科举行卷来倡导古文,改革弊政,是符合当时历史趋势和文化实际的。古文运动虽在晚唐五代时走向衰落,但并未绝响,它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李华的文学观念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李华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有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学界一般将李华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尚古、宗经、载道。而实际情况是李华对于文学的定义有宽和严两重标准,＂言饰而成文＂是对文学宽泛的界定,＂有德之文信＂则体现出了严格的选择标准。宽严两重标准既不刻意把骈文排除在文苑之外,又自然将骈文末流置于择取的范围之外,这有利于以散代骈文体变革的顺利进行。此外,李华在论及文学时,认为文学应当重质亦重文,尚古而厚今,这种观念是对当时流行的重形式的文学观念的矫正,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李华的文学观念深合时宜,又具有较深的理论价值,因而直接影响到了中唐的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文学观念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于李华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韩愈赠序文与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一个写作赠序文的大家。他的赠序文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与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主张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后世文学和儒学复兴都有很大影响。     

唐代京师地震及唐人地震观

唐代地震具有时段上的典型性,同时,京师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研究价值。为探讨唐代京师地震的特征,分析唐人在同地震接触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树立的地震观,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唐代290年间,京师地区共发生地震34年次,唐代京师地震具有明显的时段性,连续性地震偏多,且地震的破坏力较大;唐人的地震观主要表现为地震的天人感应观,这是主流观念,其固定的认知模式是系列的因果关系:君主“人政乖错”-阴阳五行失调-“天地见眚”上天示警-发生地震-君主修政“体励虔恭”-“变异自消,休征可致”;柳宗元对地震成因的解释表现为地震的自然成因观,但并不盛行。唐代京师地震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唐人可能已经不太认可天象与地震的关联,并重新构建了天象与地震的关系:与地震有密切关系的是某些具体星辰运动和亮度的变化,其他星象变化不能够引起地震;相较于汉代,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韩、柳古文创造的路径及其体性

在对韩、柳古文运动及其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文道理论尤为重视,而对于古文的文体创造与体性却有所忽视.本文指出,韩、柳古文的创造主要遵从了三条路径:从时态上看,是非今革古之路;从语体上看,是融合骈散之路;从观念上看,是出文入笔之路.正是这几条路径的选择,创造出了韩、柳古文这种混合今古、以散带骈、跳出文笔的全新文体,中国散文学史也因此从文笔对举阶段走向了诗文并称的新阶段.对于以往研究中诸如古文运动以骈文为对立面等不实认识,本文也有所纠正.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

韩愈对北宋古文运动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晚唐五代以来却一直很少为人们所关注。最早发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并高举韩愈的大旗,排斥佛老,对抗时文,力图振兴儒学、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是北宋初期的柳开、穆修等古文家。他们的韩愈观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牛僧孺散文创作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

牛僧孺是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现存政论文、碑志文、寓言、诗歌、传奇等。政论文宣扬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结构缜密,富有思辨色彩;寓言注重事物的细致描摹和寓意的自然生发,庄谐兼有、寓意深刻;碑志文奇偶交错、古雅简练,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分析牛僧孺的散文作品,综述他在党争活动之外的古文观点、散文创作活动,尤其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密切关系,由此评价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