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研究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其原因在于公务人员成本意识观念淡薄、政府采购体系不完善、政府规模成本过高、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府成本监督机制不完善。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路径是强化行政成本意识,优化公务人员素质;改进与完善我国政府的采购体系;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完善和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督管理,建立行政成本监督机制;加强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合作力度;推行政府电子政务建设。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分析和控制途径

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快于财政支出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我国已成为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迅速膨胀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控制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的途径是科学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控制人员编制;加强预算的编制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加强监督,控制公用经费.     

基于SPSS分析的中国行政成本演变趋势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十几年来,中国行政成本(不含港澳台地区)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行政成本变化的因素主要有财政支出、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行政人员工资以及行政固定资产支出等。实现对行政成本的有效管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行政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有效地管理行政人员的工资;二是推行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三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强化财政支出预算的刚性管理;四是严格规范和控制行政固定资产支出,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对有效控制行政成本的思考

本文从政府行政成本的狭义概念出发,界定了行政成本的合理范围,通过比较我国同其他国家间行政管理支出的数额,分析了导致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若干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控制与降低行政成本研究

当前，我国行政成本控制面临行政管理费用过高、增长过快，政府规模过大、人员经费占政府成本的比重过高等主要问题。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根本途径，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还应通过其他重要途径来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     

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研究——基于天水市的分析

以天水市财政支出结构为依据,对天水市行政成本支出及其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天水市政府属于低成本-低绩效类型。低成本制约了政府绩效的提升,制度外成本和隐性成本增加了无效成本,政府转型和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制度性问题依然存在等问题,是导致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低下的主要成因。为此,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必须适度增加行政成本;推行绩效管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程,提高政府能力,降低无效成本;发展第三部门,构建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与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相关的制度,力求成为适度成本-高绩效政府。     

政府规模成本的测评途径

政府规模成本可以通过政府机构的规模、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和行政管理财政支出总量等三个评估纬度，通过政府机构数量增长率、机构改革频度、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总量规模、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增长率、预算外资金增长率等具体指标进行测评，为政府规模成本控制提供依据。     

我国政府高成本运作的治理策略研究

从政府成本的概念出发,考察了我国政府成本的现状,揭示了我国政府高成本运作的现实,指出隐性成本过高是我国政府高成本运作的根源。分析了我国政府运作成本畸高的原因:既是政府机构固有的内在效应作用的结果,更是我国政府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层面的原因。因此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依法行政,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的"政府再造"是控制和降低政府成本的根本出路。     

我国乡(镇)政府行政成本的思考--基于陕西省某县部分乡(镇)的调查

针对我国乡(镇)政府经常性开支过高,冗员多,公共支出的结构和方式不尽合理,自主决策和决策质量不高等问题,在乡(镇)政府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原因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办公物品总量控制、公开集中采购;通讯交通等的公费支出变为公开的补贴,减少行政成本;退出力所不及的基础教育投资,让上级财政和社会更多的负担;提高决策能力等治理措施.     

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问题探析

推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是改进政府行政管理方式、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一种有效举措.将隐性的权力消费公开化,模糊的职务消费标准具体化,可以有效约束政府工作人员职务消费行为,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分析职务消费货币化优于传统职务消费的根源及现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方式.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探讨

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内驱力,而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当前我国政府执行力存在着执行政策趋利化、执行制度形式化、执行主体谄媚化的问题。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需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构建科学行政体制、充分发挥制度的“热炉效应”,提高执行主体的执行素质以及完善与强化政府执行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     

CFO财务执行力、代理成本与企业业绩极端化

本文以代理成本这一中介传导路径,将代理成本纳入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业绩极端化的研究中,用财务数据描述代理成本和环境动态性,选取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业绩极端化呈负相关关系,即CFO财务执行力越强,企业代理成本越低,产生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可能性越小,越能抑制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发生;代理成本在CFO财务执行力对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了CFO财务执行力对代理成本及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影响.     

对公共部门中行政成本的探讨

行政成本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政权而获取的和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消耗的行政资源。我国行政成本运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想降低行政成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度政府;精兵简政,建立廉价政府;引入竞争机制,优化成本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和财政预算制度。     

为民谋利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

行政管理应当为人民服务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要把为人民谋福利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为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工作的唯一宗旨和最高准则。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工作生命力的所在 ,当代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乃至行政决策、干部的选拔考核等等 ,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论责任政府行政契约的有效建构

责任政府行政契约以追究行政官员岗位责任的有效落实为目标。文章在对责任政府行政契约进行理论定位的前提下,探讨行政契约的类型及其规制问题,并针对行政契约中的选拔制度和聘任制度的创新与再造展开一定层面的研究,力图为责任政府的有效建构探寻新的维度与思路。     

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是政府的无形资产。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关系到社会信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得到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必须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政府管理机制。     

论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就要求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必须体现“诚实守信”、“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德法共治”和“清正廉明”的伦理观。文章分析了影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建设良好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文化,培养良好的县域领导科学与艺术;加强伦理教育,优化社会环境;完善对公务员伦理品格及执行绩效的考核监控和监督;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伦理等。     

锁定与解锁：地方政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强化制度执行力方面形成了既定的路径依赖,包括领导驱动式执行模式、事件推动式执行模式、运动推动式执行模式、形象工程式执行模式。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执行力。因此,寻找“解锁”与路径创新成为必要,而有效实现“解锁”的关键在于促进主体的有意识地偏离现有路径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