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纪游草》与纽约城市想象

纽约自“西学东渐”开始,就位列于“现代性”输出的西方城市中,成为中国想象现代西方城市的重要空间。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学中最初的纽约城市叙述,并以“想象”为重要的介入概念,连接了空间文本与空间再现,突出了空间知识生产对于城市意义的赋予过程。最初的纽约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体现了晚清文人怎样的想象?这些最初的城市想象又体现了哪些文化差异?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是晚清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考察西方城市如何参与“现代中国”文化想象路径的重要面向。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诗、文、小说（当时文人将戏曲归之于小说范畴）等领域全方位进行的。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就成绩和影响而言，“小说界革命”最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     

论苏曼殊小说的空间表意实践——一种地志符号学的考察

晚清重要作家苏曼殊的生活轨迹与其作品文本的空间书写呈现为复杂密切的关联。他的各篇小说共同呈现出三个基本的文化/概念空间:"红尘故土"、"异域原乡"与"精神异乡",构造这三种空间的观念模式正是文学幻想的发生器,小说的文学世界也划分出三种地理空间:现实乱世、乌托邦与异托邦。作家凭借主体性想象与捕捉,把现实的跨国、跨地域的地理空间与抽象的多元文化空间共同整合在话语建构的文学文本空间之中。从文学文本出发,我们可以从叙事学中开辟出一种关于地图谱系和表意空间的地志符号学。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牺牲”观念与近代救国思潮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彰显晚清文学地位重溯现代性源头——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全书集中而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作者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通过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呈现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     

晚清文学中的变化力量

对于“晚清文学”，多数学者以１８９８年前后（戊戌变法、小说界革命）为开始，以民国为结束。而我以为，把晚清文学与传统的清代文学概念划分开来，是基于一种“变化”的考虑———这种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在１８９８年以前就已经逐渐发生：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冲击中国时起，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漫长的现代性进程，也就缓慢地萌芽了。所以我所谓的“晚清文学”，其实包含了１８４０－１８９８这一时段的文学内容。对于“现代性”的内涵，尽管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我以为，“变化”是它的一个基本内…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女性、想象与景观广州——“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与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建构

南方“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及其形象的系统建构长期被忽略.梳理这一形象的发展变化,可以窥见现代女性叙事仍然存在自我意识的局限,以及现代性命题下人性的异化;而作为其中叙事的空间和背景,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国际化规划及诉求则影响且限制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构建.因此,当下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应在出离完全由资本催生的城市文化中,去寻求现代城市经济网络的有限视角与传统地域延伸无限想象的结合,才能建构起中国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和文学景观.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关于“近代文学”的深刻反省

我对按社会形态从清代文学中划分出“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阶段,持怀疑的态度。我主张取消“近代文学”这个概念,恢复“晚清文学”这个概念,并按传统观念把它归入清代文学的范畴。一、问题的提出和历史的回顾诚如王俊年、梁淑安、赵慎修同志在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晚清文学变革的游记视角

晚清域外游记作为兼具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双重性质的宝贵资料,为还原百年以前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这一命题提供了诸多第一手材料.分析这些文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中国文学从传说向现代转型的轨迹,梳理海外行旅与新文体、海外纪游诗、小说救国神话以及戏曲改良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嬗变线索.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关于突破近百年文学史“三段式”分期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十年代就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晚清部分)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872—1921)、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8—1921);三四十年代又有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860—1924)、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它们对这段文学史都没有严格的界定和分期,“近代”、“现代”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比较含混.解放以后,随着现代文学史作为一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