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炮孩子的肉欲诉说

《四十一炮》涉及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通常理解为炮孩子罗小通叙述家史、村史,兼及兰大官的情史、性史主副两线,引入叙述分层概念后可把握第三条线——讲故事时正在发生的故事。同时,以回溯性叙事中儿童视角的观点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炮孩子的肉欲诉说。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反思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

结构主义是一种把所有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结构加以分析的文化和文论思潮,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借鉴结构主义的理论视域,并结合福柯、斯特劳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可以将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     

公私之辨:从梁启超到梁漱溟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主要道德形态以"私德"概括,同时认为中国人亦有"公德"观念.他对中西的公私观念不做区分,原因在于他对"公德"的目标即"群"的关注只着眼于它的效果,而对其类型未进行明确的辨析.梁启超提倡的"公德"受效果论的影响,强调尽己责己,这与"公德"是"私德"之推的结论相关,最终使得公德、私德这一分析框架回到传统的问题结构.国家作为重要的"群",是梁启超"公德"观念的最终目标.梁漱溟以理势观作为方法论,认为公德观念产生于现代西方有边界的团体之中,他区分了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公私观念及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将团体建设作为培养"公德"的入手处,并认为,以无边界的天下作为公的视野是中国思想的卓异之处.从梁启超到梁漱溟对公私之辨的回答体现了中西思想交流中方法论的渐趋成熟,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建立在连续性与创造性基础上的中国思想史仍有启迪意义.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     

用年鉴学派的技艺解读《心灵史》

心态史学是年鉴学派的重要分支.在年鉴学派的历史时段理论框架下,借助"事件"、"情势"、"结构"这一批评视角,对张承志的<心灵史>重新解读,必然能凸现出文本的深层意蕴,从而体味作者对宗教史情感贯注的文学书写.     

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单就其诗学意义而言,从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干部形象等层面梳理《蛙》中的中国形象,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这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