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化与《参同契》的方法论风格

哲学与佛学关系密切,佛学的哲学化也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早在魏晋玄学时期,佛学受哲学的影响,就出现以僧肇为代表的佛学玄学化或哲学本体论化倾向;而石头承继僧肇的思想,发挥惠能禅学的对法思想,推动了新形态的佛教哲学化,即方法论化,并使禅学思想与修行更好的统一起来。     

佛教哲学化与《参同契》的方法论风格SSCI

哲学与佛学关系密切,佛学的哲学化也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早在魏晋玄学时期,佛学受哲学的影响,就出现以僧肇为代表的佛学玄学化或哲学本体论化倾向;而石头承继僧肇的思想,发挥惠能禅学的对法思想,推动了新形态的佛教哲学化,即方法论化,并使禅学思想与修行更好的统一起来。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道教之"道"的哲学意蕴与中华文明

人类的三大文化体系各有其不同的哲学形态,道教哲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既是道教信仰的最高对象,又是道教哲学的核心范畴。道教之“道”渊源于先秦道家关于“道”的思想,脱胎于汉代的“道气论”,在扬弃魏晋玄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大乘佛学的“二谛义”与“中道说”,终致在隋唐时期融铸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新的道教教义思想,从而使道教之“道”呈现了由实体性向非实体性过渡的宗教哲学特征。这是中华文明首次以宗教的形态实现了两种文化的对接与融合,可能为当代世界文明的处境提供某种借鉴与启示。     

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探微

起源于东晋的重玄学 ,至唐代而趋于鼎盛。基于重玄学破对待、求自由的意趣 ,唐代道教重玄学的总体走势是在重玄双遣理路下解构“道”本体 ,继而经过对新的本体的几番探求后建立起“心”本体。解构“道”体 ,以初唐的成玄英为代表 ,他对重玄学的内涵有最深刻的界说 ,适用重玄精神也最为痛快淋漓。解构道体是重玄精神贯彻的必然结果 ,但本体的解构在道教修为实践上也有其危险 ,于是盛唐的王玄览等开始集中探求新的道体 ,以求为道徒们重新树立起修为之本。然而新道体的建构终未能在理论上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是对“心”本体的建构。重建“心”本体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晚唐重玄学著作《大道论》和《三论元旨》中。从道本体的解构 ,到心本体的重建 ,是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的主线 ,这一理论演化过程 ,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整体理论水平     

葛洪神仙学的哲学思想

魏晋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发生了重大转换的时期,形成风行一时的玄学。玄学家倡导直捷简易、阐述义理的方法,打破荒谬烦琐的经学,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造成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局面。出现了名理学、玄学、神仙学和佛学等四大社会思潮,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自然是玄学。玄学给予道教神仙学的升华以重大影响,使神仙学具有了思辨哲学的特征,这在当时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葛洪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葛洪之前,道教神仙长生思想已发生,但缺乏理论性,两汉道教哲学对此没有系统的论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北京大学任继愈教授来我校作关于“魏晋玄学”等问题的学术讲演

八月下旬,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繼愈教授应邀来我校作短期講学。任繼愈教授这次講学共講了“魏晋玄学”和“魏晋佛学”等四个問題。 任繼愈教授在講“論王弼的哲学思想”一題时認为,魏晋玄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因此也充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爭。嵇康等人代表着玄学的唯物主义派。王弼、郭象則代表着玄学的唯心主义派。王弼提出了“以无为本”来修正两汉时期唯心     

论冯友兰的禅宗研究

冯友兰先生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始终以禅宗发展为核心,他对中国佛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也源于对禅宗的思考,他的佛学研究特点,在于将中国佛学的发展放入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他以禅宗为中国佛学发展的产物．对禅宗的思想渊源、方法及禅宗与宋明新儒家的关系也都有详细分析。所以,要从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思考,从他自身的贞元六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思考,把禅宗放在他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看．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他在禅宗研究中的贡献及不足。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发掘道教思想 弘扬民族文化——读孔令宏《中国道教史话》

道家、道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是道教的哲学基础 ,道教的道术实践思想是根据道家的哲学衍生出来的。长期以来 ,着眼于政治和伦理 ,人们有意无意地把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释道二家中 ,人们对释 ,即中国佛教还是颇为重视的 ,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相形之下 ,对道则重视不够。道包括道家和道教两部分。这其中 ,人们对道家也较关注 ,但往往不自觉地把先秦老庄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全部 ,而忽视了黄老道家、稷下道家、魏晋玄学等有内在紧密联系的道家思想的发展阶段。至于道教 ,应该说重视得更加不够。一般学人对道教…     

唐代道教重玄学关于道体的解构和发展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化与整合已经积聚了一股强大的发展生机 ,而“重玄学”的出现正是道教在义理上臻于成熟的表现。重玄学宗源于东晋 ,大盛于隋唐。以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为代表的唐代重玄学者本着破滞去碍的精神 ,对道教的根本义理与修持理论作了深入的探索。从本体论上来考察 ,他们的探索历程是一个解构并重建本体的过程 ,即在解构“道”本体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本体 ,继而建立起“心”本体的过程。一、道体的解构重玄学作为道教 (道家 )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老子》思想历史地演进至某个时期的反映 ,它在形式上以《老子》…     

从比较联系中考察玄学

<正>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研究魏晋玄学,应该把它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魏晋玄学是两汉思想发展的继续。虽然玄学的性质不同于两汉以经学为形态的哲学,但其间并没有剧烈的转变,它是两汉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继续。从正面说,两汉哲学的发展不仅为玄学提供了思想资料,且提供了先行的萌芽状态的理论形式;从反面说,玄学的出现正好是经学走到穷途末路而发生的转折。玄学是在批判否定经学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在主要点上正是它的反题。研究玄学,将其与汉代哲学思想加以对比,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还应和宋明理学进行对比。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玄学的继续。程颐的《易传》就是接着王弼讲的,是对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两种哲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练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辨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     

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以“无为”、“行不言之教”等卓越理念确立了中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在随后较长的儒、释、道教育思想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从魏晋玄学家到唐宋禅宗佛学、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再到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家王守仁、戴震,最后到近现代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隐约都可以看到承袭的关系。梳理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脉络对解决教育的时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王弼圣人观源流——从易学“寂感”说看魏晋孔、老、玄、释之会通

“孔老之辨”最初产生自《庄子》内外杂篇,表现为扬老抑孔,而魏晋玄学认为老不及圣,其代表人物王弼更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为圣人观,使得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玄学.此后,玄学发展趋势由易入佛,以易学“寂感”说为特征的圣人观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影响于理学.     

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兼论晋宋间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

本文从魏晋玄学思想方法的危机、佛理新义与晋宋间思想及艺术认知方式的变革、山水观念的转变与文风的趋新三个方面,论述了晋宋间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此间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作者认为,魏晋玄学发展到晋宋之际,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由于将“有”与“无”绝对对立而产生了危机,而玄学本身的“不周世用”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此时,一直依附于玄学的中国佛学,发展出自己的般若实相学、涅槃学等佛理新义,承认“有”“无”乃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导致了晋宋间思想及艺术认知方式的重大变革,而山水文学亦因文风的趋新而摆脱玄学空义的笼罩,从此走向了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