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近取诸身”与“Me—First Orientation”的认知比较研究

"近取诸身"是中国古人许慎提出的,"Me-First Orientation"是当代英国人Cooper＆Ross提出的,是认知方式,也是语言现象."近取诸身"的认知方式主要是隐喻和转喻,"Me-First Orientation"主要是以典型人物作为概念参照点;"近取诸身"语言现象表现为人体或与人体相关的词用于其它事物,因而是词义发展的动因;"Me-First O-rientation"则为解释语言中一些词汇固定的顺序提供了解释依据.     

观物取象与中国山水画创作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形象体现;绘画的主旨是立象尽意,其目的为"通德类情","天人合一","物我共化",取得自然万物之意象,以传达人的思想、情感.得意忘象,不似求似,直逼中国画取象的本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山水画取象的法源;笔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外在审美形式.中国山水画创作,以观物取象为基点,以中华民族特有的笔墨立象尽意为旨归,所表现的"道",容量之大,奥理之深,是其他画种难以企及的.     

方位词“里/内”的语义来源及“N里/内”结构的发展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共时差异,既有古代汉语用法的遗留,又有语言演变的痕迹。本文从历时的角度出发,指出了现代汉语方位词"里"来源于表"衣服里层"的名词"里",方位词"内"来源于表"进入"的动词"内"。而"N里"和"N内"的结构在历时发展上也具有不平衡性,"N里"结构出现较晚,但发展迅速,功能泛化广泛;"N内"结构出现虽早,但意义扩展范围较小,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泛化。     

《礼记》和谐生态哲学

《礼记》和谐生态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礼记》从宇宙高度以"礼"作为世界万物和谐共生的基础,其基本概念是"和而不同",它是保障生物多样性、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基本前提。《礼记》以人为基点来保证万物和谐共生的基本观念是"仁爱",不仅"爱人",还要"爱物",是"合敬同爱"、普爱众生。《礼记》处于国计民生的长远利益考虑,要求人们对一切资源要"取之有度,用之以时",适时发展农业,这是一种对动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举措。《礼记》所赋有的和谐生态哲学思想对于当代人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与整体和谐现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管子、白圭"取予思想"及其商业经营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对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取予思想有独到见解的,首推管子和白圭.管子"形予实取"与白圭"取予以时"的思想,以"先予后取,以予为取"为精髓,根植于商品经济土壤,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陆九渊程文二题 --析"取予两得"、"宽猛相济"两说

"取予两得"、"宽猛相济"是历代君王治理财用、统治人民的两项政策.陆九渊青年时代为准备科举考试写作的两篇程文,其一从夸赞唐代名臣刘晏善理财用、真知取予入手,道尽取予之理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作者取予两得的理财思想;其二从剖析"宽猛相济"之弊入手,阐述了具有法治意义的尚德不尚刑、德刑并举的政治思想.两篇程文,显示出青年陆九渊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和以道德仁义的"本心"为特征的哲学思想,对于当今仍具有一定意义.     

术语“语言发展变化”和“语言变异”混用状况分析

语言学界对术语"语言发展变化"和"语言变异"的使用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语言发展变化"即为"语言变异","语言变异"即为"语言发展变化";有的用"语言发展变化"指称语言历时平面的演变,用"语言变异"指称共时平面的变化;还有的用"语言变异"指称偏离语言规范的现象。混用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一是变异与变化之间关系密切,二是受字面意义和分析视角不同的影响。为了学科的严谨性,学界应该对其明确分工。     

2010年中国外语界的语言研究

2010年,中国外语界的语言研究稳中有进,在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类型学、对比语言学、翻译、语言哲学、外语教育、语言习得等各个分支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创新"已成为时代主题,但并未完全落实到实际研究工作中来;"融合"已成为研究趋势,但真正称得上"融会贯通"的研究人员却屈指可数;"质量"已成为学界共识,但真正称得上高质量的代表性成果却凤毛麟角。展望"十二五",外语学界需要将"创新"思想贯彻落实到每一个研究环节。     

“‘子曰’类文献”研究对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意义

"‘子曰’类文献"即包括《论语》在内的先秦两汉等记载孔子言论的文献。"‘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一直没有提上日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真伪问题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另外,语言问题、中西问题、古今问题等也制约着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同"子曰"文献间往往有互补性,这使得合起来进行研究显得很必要。以范畴为纲,对不同文献中的"子曰"进行对比分析,突出特定的主题是可行的研究进路。研究"‘子曰’类文献"对于比较全面地勾勒孔子的哲学思想,研究孔子弟子的哲学思想,进一步明确先秦儒家和其他相关各家的关系问题,回答秦汉尤其是先秦主流文化及其流变的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生成机制

皮亚杰认为,语言是动作内化而运演所构成图式(意义)的符码化。基于这一理论,根据"语言与意义"的分-合程度,"语言与意义"关系史可以宏观地三分为:"合一期"(未分)、"对一期"(和谐)与"分一期"(分离)。从"对一期"转变为"分一期"的两大促因是:一,异语言(方言之间)的互遇;二,异媒介(音符与形符)的互省。在希腊特定历史语境中,这两大促因均为缺项或弱项。虽然希腊人后来借用了腓尼基字母创造了文字,但该文字不过是音符的形化。这使希腊迟迟没有迈入"分一期",而是继续沉浸在"对一期"的欢欣之中。绵长"对一期"中语言与意义的"和谐关系"凝化为一种集体记忆,作为母本扩延至西方、演绎至现代,便形成了"语音中心主义"。     

“会意语言”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导向

一个民族的哲学语言潜在地规范着该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象征意义的汉语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显现出了中国哲学语言的"会意性",这种"会意语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不仅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而且涉及到"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等重要的有关语言局限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言不尽意"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人类语言在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存在的缺陷.     

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

言说体验之境并显示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既是文学言说的追求所在,也是文学言说的困境所在。不过言意矛盾并非仅仅体现为欲说之“意”难以转化为传达之“言”,其间的矛盾至少包括三种形态:“意”的丰饶与“言”的贫乏;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遮蔽了意义的表达;以及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的限制。因此,言意矛盾实际上存在于两个过程之中:“意”向“言”的转化和“言”对“思”的禁锢,后者乃是更深刻也更根本的言意矛盾。     

陆机《文赋》与文艺学的元问题

陆机《文斌》探讨了文章创作中意、物、文三者的关系 ,其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意、象、言关系的理论。在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心灵、世界、语言三角相对照的基础上 ,论述了意、物、文关系是文艺学的元问题。     

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概念的哲学分析理论

维特根斯坦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开山人物。从哲学视角研究日常语言概念的意义表达和语法判定,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两大基点。就前者而言,维特根斯坦主要针对语言用来做什么的问题给予哲学意义上的解答;而就日常语言的语法判定而言,维特根斯坦主要从哲学方法上回答语言怎么样使用才能合法地用来表达与交流的问题。     

为什么意义理论是重要的

意义理论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是西方哲学逻辑发展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它又因在解决一些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方法论作用而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语境中的语义变更

语义要受语言环境的影响。在语境的异化作用下,静态的语义会发生一系列变更,转化为言语意义,由“材料”而变为“成品”。具体表现为语义在语境中限定,语义在语境中逆反,语义在语境中偏移,言外之意在语境中凸现．     

意义理论的译学启示

语言哲学和翻译对意义问题有着共同的关注。翻译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意义的对应转换,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科学依据,对翻译的本质、标准及目的等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针对五种颇具影响力的意义理论的得与失的探讨,将有助于建立全面、合理的翻译学的意义观。     

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分析

以往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直观的，没有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只有结合语言逻辑分析才能深刻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不可说的”，这促使我们去考察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语言逻辑机制。语言的基本结构包含形式、内涵和外延三个层面，其间存在重合、透明和转换的机制，只有懂得这个机制才能解决西方哲学留下的“存在之谜”等许多难题。思维具有直观和反思两个维度。应当克服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按照恩格斯指出的方向去推进哲学研究。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借词是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然而,借词的研究价值不限于两种语言文化的研究,对借入和借出语言的历史研究也有特殊的意义。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汉语借词的音译情况给我们传递了元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截然不同的声韵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