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

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借鉴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和民众(通过"占领华尔街"运动)却对这种模式表达了批判和否定态度。围绕这一"围城现象",首先从演化史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消费社会在其发展中表现出的社会进步和致命弊端的两面性及不可持续的特征。其次,从"全球化时空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过程中可以从西方"大众消费"发展模式中汲取有益成分,深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但不能顺应西方经济霸权主义,采用"消费社会"模式。再次,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性质、当代社会理论的最新成就以及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论证了中国创造新型的社会文明,走"生活型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并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希冀对当前“风险社会学说”提供新的借鉴价值和思维模式。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论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

“资本-技术”共生体是借用生物学的“共生体”概念描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与技术在现代社会彼此互利、互为依存、互为彼此根据和条件的本质关系而形成的概念。马克思的“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体系中，意指资本的增殖意志与技术的效率追求的同一，它们相互联结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总体性哲学反思中，意指资本与技术相互联结，构成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人的历史性规定和异化的客观力量。“资本-技术”共生体思想是把握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进而理解马克思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联系的枢要所在，也是诠释《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和话语逻辑，进而把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实证研究具有的哲学高度的关键理论节点。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论文学创作中的“感物”

“感物”一方面注重自然景物，将景物视为作家创作的源泉与诱因；另一方面，又重视主体情感与客体景物的融会，讲究心物交应、物我同一。从“感”的原始义出发，萌生了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进人中国古代音乐领域后，以心物感应为基础触发了艺术创作与审美思想；“物”有几种不同含义，体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钟嵘、王夫之、叶燮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感物”揭示出的是中国古代以心物感应为基础的主客关系认识，显示出心物之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交融关系。     

中国大众消费时代及社会政策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关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理论 ,可见中国大众消费的时代 ,即以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已经到来。作为其论断的四个标志在中国的显现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大众消费时代 ,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 ,应是贯彻“没有消费 ,就没有发展”这一原则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超越“物是人非”的文明形态

人与物的关系是理解文明形态的基本视角，正是在人与物的非此不可的关系中，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从人和物的关系视角可以将文明分为物非人非、人是物非、物是人非、物是人是等类型，其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相契合。西方现代化及其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造成了人的全面“物化”,在根基处具有“物是人非”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不是简单的扬人而抑物，而是要让物和人都“是其所是”,从而在本质上朝向“物是人是”的理想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张扬基于人的存在理性的实践理性主义，是马克思所谓“历史之谜”的当代自觉解答，实质上指向人类的公共文明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物是人非”的文明形态，这一进程具有无比的艰巨性、复杂性，特别需要一种表现为历史耐心的历史主动精神。     

消费过程何以形塑社会转型？——“杀马特”群体与“亚”社会转型的形成

“杀马特”群体是社会转型和代际变迁双重因素作用的产物,他们既是社会竞争的边缘人群,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弱势群体。不过,“杀马特”群体通过个体的微观行动,建立了一种基于城市而不落脚城市的消费模式并实现了个体的低端城市化;同时借助符号消费和虚拟空间建构了一种不同于政府主导的“亚”社会转型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杀马特”群体的阶层地位、社会身份、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跟主流社会日益疏离,但却形塑出他们共享的个体符号和群体认同,完成了他们所追求的城市化或“主流化”。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论“四资一体“的社会分层新标准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现有比较通行的社会分层标准中,虽都考虑了多元化的时代特征,但却不能很好地厘清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社会阶层划分的基本原则,构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从西方社会学理论来看,社会分层理论与当代资本理论是十分契合的,因而我们可以构建“四资一体”的社会分层新标准,即从资本拥有的量和质两个方面来建立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标准。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道路的理论镜鉴与现实关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不仅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科学性或历史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现实化和时代化。在新时代，《共产党宣言》从方向指引、方法论、理论工具、领导力量、价值旨归、理论贡献等多个层面为中国道路“向何处去”提供了理论镜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提供了真理性力量和强大精神动力，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恪守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认知自身制度优势，保持理论上的自信与清醒，更加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关键少数”继续思考中国道路“如何走远”“朝哪个方向走深走实”等深层次实践问题，特别是在统揽推进“四个伟大”的变革性实践中自信自立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从而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篇章，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审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话语的一种诠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标识性地位,但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该著作存在“经济决定论”等方面的误读,且文本自身也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因此如何正确阐释《序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依据马克思“社会演进三形态说”提出“社会轴心转换”概念作为分析框架,解读《序言》可获得新的认识。物质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基础的情况只是部分社会形态的属性,社会主义将为最终“终结”这种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实现历史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建构应有精神至高点,内在地包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据此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结构应包含“生产为什么”、“社会生产何以可能”、“好生活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在对《序言》的重释中还提出当代中国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至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超越“消费社会”社会生活模式,走“生活型社会”发展的路子;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共同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合三而一”的社会动力体制。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楼市“熊途”的三大谜团

当前，房地产业正处于“大变局”中：房企遭遇“史上最艰难时刻”，纷纷转向二三线市场；银行融资模式越发艰难，社会资本逐渐成为主渠道；限购政策走到瓶颈，房产税全面推广条件不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保障房规模却在扩大……在这迷雾重重的“变局”中，关系着楼市前景的三大谜团有待揭开。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解构“中国模式”：内涵、要素及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并研究中国，进而促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热。“中国模式”是中国在探索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及外交制度等五个方面。应切实推动制度创新、继续推进思想解放，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