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视角下的“全译”与“变译”——以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为例

“全译”与“变译”是一对新的翻译范畴，全译要求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变译理论是指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可以采取增、减、编、述、缩、并、改等策略。变译作为全译的补充有其明显的优势，并将在对外宣传翻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分析其理论依据，并以中国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上关于汶川地震的一些新闻报道为例阐释其在现代新闻翻译中的实践与运用。     

钱锺书“化境说”定界、定位与定类

针对学界对钱锺书“化境说”的理解存在的分歧,采取文本细读、以钱解钱、比较对照、综合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时空定界上,“化境说”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多学科理论,是钱氏打通古今、中西、学科的思想结晶;功能定位上,“化境说”是普通级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专家级和大师级译者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范畴定类上,“化境说”是钱氏结合对林译现象的重评,由个人翻译实践提升而萌发的片段翻译思想,并非他刻意建构的系统翻译理论。“化境说”的“三定”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将钱氏翻译思想发扬光大,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全译求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全译的本质是化,旨在转移原文的信息内容,变换其表达形式,化解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由于中西语言文字、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汉文与外文互译很难实现等值、等效,只能追求译文和原文在意似和形似基础上的风格似,遵循全译求化的内在规律,反映以求化为核心的全译观,遵循以语用价值为关键和核心、语里意义为基础和前提、语表形式为结果和外化的三位一体原则。     

全译视域下的商务翻译补偿

商务翻译存在翻译损失和翻译补偿现象。翻译补偿有助于降低和修复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损失,对最大化地再现原文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翻译求"信"至上的标准与全译求"化"的本质属性高度吻合,故在策略选择上宜以全译为先。此外,全译视域下的商务翻译补偿还横跨语言学层面和审美层面,涵盖了词汇、语法、语篇和审美要素等诸多维度。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     

变译理论形成阶段的认知误区研究

20世纪末,黄忠廉先生将翻译活动中的变通手段加以系统地总结归纳,提出了变译理论,虽多加补充,仍有诸多不尽完美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变译乃方法论一说表述不当;全译与变译、释与译的界限不清;译者主体性的度缺乏界定。实际上,变译与全译皆为基于原文宗旨和最大化实现传播目的的翻译活动中的两种基本原则。     

中国译学的传承与创新——张柏然译学思想研究

在传承方面,张柏然最早呼吁立足本土语言文化建设“中国译学”,运用理论形态、特殊性与普遍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支持这一立场,结合其阐释学思考和对中国知识论断裂现状的观察,提出了传统译论“范畴的视域融合”和“体系的整合建构”的继承方法论。在创新方面,张柏然指明了传统译论的现代化转换、借鉴西方译学学派和顺应时代翻译新潮的中国译学创新路径。张柏然的译学思想引领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准确研判了外译研究、翻译数字化和实业化研究等趋势,其“中和”和“诗性”智慧所带来的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继承和发扬。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语言、审美、伦理三个维度

中国现代译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挖掘和整理, 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三个维度——语言维度、审美维度和伦理维度。从历时方面看, 这三个维度的生成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联性, 即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类型造就了维度的不同侧重; 从共时方面看, 这三个维度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立体的主体框架。同时指出, 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现代译论存在某种程度的同构性, 这就为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转化, 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译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做了理论上的论证。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

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当代译学建设的必然要求。继承传统译论不是对传统译论的原样照搬,而是要使传统译论真正融入中国当代译学的话语系统,这就必须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现代阐释与现代转化。现代阐释是现代转化的基础,现代转化必须在对传统译论的实际运用中逐步进行。     

文化翻译中的“化境”

“化境”说是由我国著名学者钱锤书提出的。本文从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中国传统译论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和认识“化境”。     

钱钟书“化镜”说新释

钱钟书先生的择论在我国译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化境”说往往被认为是“翻择的最高标准”而广为引证。本文根据现有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化境”说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化境”并非文学翻译的标准，而是译者应追求的理想境界，并试图以此来澄清有关“化境”说的各种误解     

论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以《瑞云》两英译本为例

"化境"一词是钱锺书先生提出的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我国的翻译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且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怎么样就达到了"化境",尺度是什么,怎么衡量,一直都是大家争论的焦点。本文以《聊斋志异》中的经典故事《瑞云》两英译本为例,分别从选词、修辞、翻译方式三方面分析"化境"是否得到了体现。目的在于可以使我们中国的这一传统译论能在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从当代译学研究看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译论工作者只是局限于引进、效仿西方译论。目前,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逐步推行,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中国译论学派在理论研究上的个性,注重从中国人特有的视角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审视,以便对西方译论进行补充。然而,由于任何一种传统译论总是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要发挥好传统的优势,就必须对传统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合理的现代转化,即将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及西方译论融会贯通,从而为中国翻译研究联接古今与会通中西做出新的探索。     

论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

随着“翻译学”的建立和发展,近十来年间,一批译学辞书在海内外陆续出版,这既是建构译学的迫切需要,也是译学建立的重要标志。从译学辞书产生的背景与基础、类别与实例、功能与意义、问题与缺陷,以及前景与展望等几个方面探索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汉诗英译中的语境与“融入”和“化出”

译诗不能只满足于达意 ,还必须求传神 ,做到形神兼似。“融入”和“化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的途径 ,然而 ,“融入”和“化出”是离不开原文的语境的。本文从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的静、动态对等和转换切入 ,通过对一首唐诗和一首元曲译文的分析 ,探讨其化境的效果     

“化境”与中诗英译散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之一,也是翻译讨论的焦点之一,由此产生过不少诗歌翻译理论。论文结合钱钟书"化境"论圆览中和的翻译思想,分析人类思维的"普遍核心"意识与诗歌可译性的内在联系,通过比较中外译者英译汉诗的策略和技巧,探讨汉诗英译时诗歌意象的传递和共享的途径。     

变译的语言适应论诠释

从语言适应论视角来诠释翻译中的变译行为,论证翻译中的变译是译者为了译文适应译入语的接受文化语境而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保证跨文化的交际成功,变译是同全译并行的另一种翻译策略系统,有特殊的语用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闻一多论译诗

<正> 早在后汉、南北朝已有人开始译诗,但迄于晚清,有关诗歌译论的文字尚无片言见于文献。南社胡怀琛1914年出版《海天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初探诗歌译论,虽多属感性认识,已触及某些本质性理论,可视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滥觞。“五·四”新文学运动勃兴后,形势骤然一变。译诗日多,译论迭出,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闻一多等于创作、翻译之余,竞相撰文研究译诗的得失,逐使我国诗歌翻译理论初具     

论中国诗英译流派的“文、质、雅、俗”四分法

中国诗英译流派之“文、质、雅、俗”四分法基于中国古典文 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雅”“俗”概念,其中“文 ”与“质”重点关注的是译本在兼顾忠实与通顺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再创作的成分;而“雅”与“俗”重点关注的是译本是以文本为中心追 求译本的文学性,还是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译本的通俗性。由此,将中国 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派、“文俗”派、“质雅”派、“质俗”派, 以弥补以往分类的不足,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的理论与流派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对语言学译论的思考

本文是针对“语言学译论已走进了死胡同”的观点而发表的不同看法。文章分析了否定语言学译论的三种原因,阐明了语言学在翻译发展史中的作用,并从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和话语分析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学对翻译的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