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农村低保户制度实施现状及其调整对策

通过对广东省农村低保户的生活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低保资金缺乏、低保覆盖面窄、低保水平低、低保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政府可进一步扩大低保的救助规模、增加低保户收入、鼓励他们就业脱贫、重视低保户及其子女的教育、完善各项相关配套保障措施和加大对低保户精神层面的支持力度等调整对策。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满意度调查——以西南民族扶贫县596户农户为例

通过对18个西南民族扶贫县596户农户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6.7%的农户感觉满意。存在的问题依次是,低保户产生程序不合理、政府补贴太少、低保户名额太少。建议严格执行低保户产生程序,实施分档补助方式,扩大补助标准,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整合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政策。     

社区低保服务流程问题透视

社区低保服务是面向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保障等服务，主要是针对社区内低保户、低保边缘户以及特困人群等特殊人群展开的一系列服务，通常包括：接受低保申请并为其办理低保、低保户的动态管理和续保、低保户住房保障服务，低保户医疗救助服务，低保户子女教育补助服务、低保户就业培训服务以及低保边缘户、困难群体临时救助服务等。社区低保服务，主要是通过社区低保专干对社区内低保特殊人群开展。     

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效果调研报告 ——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

本文基于在山东省济南市开展的实地调研,探讨了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效果问题.调研结果显示,当前调查地农村贫困群体对低保工作整体满意度较高,目标人群瞄准度存在一定偏差,低保兜底保障作用显著但减贫效果不理想.此外,针对低保户收入核算难度大、低保政策知晓度不高、基层低保工作人员数量少、工作经费不足、专业化救助服务水平低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宁夏2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治信任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593个百分点,政府信任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政策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334个百分点,政策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公职人员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614个百分点,公职人员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破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心理防线,降低农民对政策的误解及疑虑,弱化农民与公职人员之间的隔阂将是提升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重要策略。     

建立农村低保资金分担机制的思考——基于两级政府之间行为的博弈分析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农村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在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建立科学的农村低保资金分担机制是建立健全该制度的重要保证。在对政府行为和财政对策选择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就建立农村低保资金分担机制的提出建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构中的公共财政职能定位

起步于1992年的我国农村低保制度，虽然近年来已取得了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资金供给不足、保障水平偏低、区域差异过大等亟待解决的制度缺陷。调研情况表明，这些缺陷均程度不同的与低保资金的供给相关。因此，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构中，必须明确界定政府公共财政的职能定位。     

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感知隐私风险、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隐私感知风险、消费者信任和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行业自律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的交互组合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感知隐私风险对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消费者信任对持续共享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玄武区后宰门街道：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和谐社区

玄武区后宰门街道一直把和谐社区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中心和主题，针对地区三大特点：弱势群体多（有低保户669人．低保边缘户478人）；老小区多（缺乏物业管理，配套设施不全）：老年人多（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的17．9％）．在狠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以基础建设为重点．以品牌建设为目标．确定了具有后宰门特色的和谐社区构建三大任务，即：社区建设新突破、救助体系全覆盖、社会各界广参与。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挫折经历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基于10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和评价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挫折-侵犯”理论和差异化的信任机制模型构建挫折经历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路径，采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呈现出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二维特征，公众遭遇挫折经历不仅会直接降低社会安全感，而且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表现为政治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和政策认同的“不对称性原则”。社会公平感成为挫折经历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桥梁。因此，培育风险沟通机制，拓展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增进公众的政策认知能力，构建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保障公众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职能转变如何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基于公共服务参与和满意度的分析

从公众公共服务参与和满意度的视角，考察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三个省份、40个村社共获得有效数据1 944份，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职能转变对公众的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在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公民的公共服务参与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参与能够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参与的作用，坚持公共服务受众导向，进而切实提高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增强政府公信力、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中国农村低保户贫困程度瞄准与识别分析——基于H区域居民实际生活指标研究

由于农村低保对象救助层次很不明显,没有针对低保家庭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导致政府很难把有限农村低保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笔者利用层次分析加权法(AHP法),将政府对农村低保群体贫困程度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在目标因素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况下,使用其解决农村低保对象的贫困程度更为方便,从而更好地实施农村低保及配套项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基于甘肃省的调查分析

对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关调查,对该制度实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经费缺乏,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低保对象的确定和界定标准困难,缺乏法律保障,下级部门执行不力等,因此要科学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保障标准;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甄别机制;大力推行政府主导与多元复合的农村低保救助模式;运用专业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低保制度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实现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     

关于城市低保工作的“三难”与“三对策”

城市低保工作面临着管理队伍建设难、低保对象收入核定难、流动低保户管理难的困境。解决城市低保管理工作的"三难",一要提高低保干部的道德修养,提升干部政策执行水平;二要建章立制以规范化管理保障政策执行能力;三要以科学的技术和办法保障动态管理。     

帮助低保户度过肉价上涨这关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肉价大幅度上涨,引起了公众的不安。其中在生活上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低保家庭,因为他们的收入是极其有限而且又是受到限制的。按照低保制度本身的理论和设计,低保户生活消费各个方面的支出,是被政府按最低生活水准"计划"好了的,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为了不影响家中其他方面必需的生活开支,在肉价上涨的情况下,低保户只有少吃肉或不吃肉。     

基于质的精准与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矫正

基于对农村低保制度实践及其变革的系统调查，旨在探讨低保制度在农村遭遇的瞄准偏差及其矫正。研究发现：低保瞄准困境的症结在于其基于“收入的精准化”要求与农村不规则社会长期存在的“收入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低保实践以“指标分配+社区瞄准”回避矛盾，低保的指标排斥引发群众不满，基层治理和低保实践进入相互编织的困局；基于质的精准，是对地方低保制度变革经验的抽象概括，其核心在于与不规则的农村社会和解，以家庭人均劳动力核算和信息比对两次筛选的办法，实现制度认证和应保尽保，突破瞄准困境；基于质的精准以国家基础能力的提升为支撑，更契合善良风俗和社会福利基本原则。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农村低保及配套政策发展水平的地区性差异——基于29省市相关数据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低保制度及配套政策,其"兜底功能"在再分配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农村地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区域间苦乐不均的状况,在再分配领域中是否也存在此种状况呢?分析结果表明,中国29省市的低保及配套项目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分层"格局,这种区域差距表明,中国农村地区在再分配领域中也出现了不公平的格局。从公共产品的理论来看,农村低保制度属于地方财政负主要责任的项目,所以地方政府应该逐步加大低保的财政投入,同时中央政府也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     

全面推行农村低保制度：真正的底线公平

考察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历史轨迹与现状；论述当前全面推行的农村低保制度，体现真正的底线公平和“制度关怀”；必须以底线公平为依据不断对农村低保制度进行规范和完善。为此，提出三项原则，以期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差别、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