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主题·问题·破题:社区精准治理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市L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化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完善社区精准治理机制既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准回应广大城乡居民需求、精准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目前,社区精准治理机制在主体上存在治理能力不强、在客体上存在需求导向不够、在方式上存在协商协同不足、在工具上存在掌握运用不力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推行区域化党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关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等六大措施来破解这些问题,从而推进社区治理的精准化.     

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机制探析

当前，复杂多变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形势对应急志愿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应急管理中应增强预防能力、救助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快速行动力等。然而，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保障不足、组织化能力弱、技术联动性弱和人才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从而导致联动效能不足，影响了志愿队伍的参与积极性、志愿者的权益保障以及志愿服务的参与效率。基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制度-组织-技术-人才”四个层面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联动模型，厘清当前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所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形成制度赋能、组织赋能、技术赋能和人才赋能的优化策略，从而促进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联动，优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有效路径。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论要

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是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一种体现,旨在增强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供需对接的有效性,实现人工智能资源的高质量供给和合理化配置。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将公众需求视作中心,以公众需求识别为起点,以公众需求满足为终点,构成一个开放式的循环过程。包容性增长、程序公正、过程透明、稳健安全、负责任构成了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的实现需要建立民主协商机制、协同合作机制和质量评价机制。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实现社区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

在新的形势下,实现社区服务有效供给必须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区治理改革的部署要求为指导,努力构建以社区服务平台建设为基础,以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为前提,以建立专业化社区服务队伍为支撑,以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社区服务机制为保障的社区服务体系,努力实现社区服务设施、服务内容、服务队伍的全覆盖,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社区服务,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服务需求。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志愿服务里的“一米阳光”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赭山街道积极开展“一米阳光”志愿服务工程，建立专业志愿者队伍，收效显著。“一米阳光”志愿服务的广泛开展，不仅让赭山街道扶危济困、尊老爱幼、互帮互助、团结协作蔚成风气，而且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一米阳光”志愿服务活动让社区居民的问题有人管，呼声有人听，困难有人帮，真正架起了党和居民之间的连心桥。同时，赭山街道党工委针对居民日益丰富的各类需求，建立了十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将“一米阳光”服务理念根植于和谐社区创建的每一个细节，为不同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化服务，让居民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就近的帮助。     

困境与治理: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运作机制研究

社区志愿服务是完善社区服务的重要方式,也是社区治理与善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然而社区志愿服务的失灵阻碍了上述目标的实现。目前,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失灵的现状要求重构社区志愿服务结构,再造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运作机制。依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社区志愿服务包括意愿、激励、组织、资源、文化、技术六大内部要素和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三大外部要素,社区志愿服务持续化运作机制就是这些要素的有效组合,它涉及志愿微循环机制的完善、协商机制和参与机制的合理选择,以及事务分流机制的利用。     

农业基础设施适应性供给的现实约束与赋能探索

近年来，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和农村新业态等的出现，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多适应性供给要求。但实践中，由于存在利益相关者间的经济摩擦、空间优化机制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动力和能力不足等状况，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表现出空间布局调整和优化困难、与需求不匹配以及数字化转型升级缓慢等现实约束。为此，应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制度创新、价值治理和政策支持来赋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系统。一要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创新，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协调农户上的作用；二要纠偏基层干部考核标准，从官员短期政绩偏好转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实际需求，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三要促进数字农业基础设施研发企业上下游的资源整合，形成数字产业链市场与农业发展间的精准对接，最终提高设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增强设施面对各种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老年志愿者参与社区健康治理与认知水平的关系

老年志愿者是健康社区治理工作体系中的有生力量，参与社区健康志愿服务是实现老年人自身和社会价值的重要形式。该研究以积极老龄化视角，从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支持、社会适应等维度选取变量，调查江苏南通某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和认知水平现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老年志愿者的认知水平总体高于社区一般老人；60~69岁老年人是社区健康志愿者的主要力量，文化程度越高和与子女或与配偶及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其健康志愿参与更高，良好的社区交际及文体娱乐参与促进了老年人参与健康志愿服务，但尚未发现积极的社会参与可以有效降低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应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从宏观保障、中观支持、微观激励三个维度推动老年人参与社区健康治理发展，为老年健康志愿服务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以提高老年人社区健康志愿服务的参与程度，激发其参与社区健康治理。     

志愿服务“走新”更“走心”

近年来,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清水河街道茶棚社区坚持问需于民,积极建设志愿服务组织,不断创新志愿服务路径,依托志愿资源,解决社区治理问题,让志愿者的微力量汇聚成服务居民的大能量。目前,该社区已有5支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649人。茶棚社区先后获得“六安市第五届文明社区”“城市基层党建市级示范社区”“六安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六安市优秀志愿服务典型社区”等荣誉称号。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项目带动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联动”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厚植社会组织发展土壤,赋能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发掘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在“五社联动”中的载体作用,推动社会组织积极、高效参与“五社联动”,助力西海岸新区基层治理。     

功能与角色：中加社会工作者比较——以社区发展为视角

从社区发展的视角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发挥的异同。认为两者在促进社区参与、维护居民利益、实践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方面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更多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在适应居民需求方面相对较弱；加拿大的社会工作者独立性强、专业化程度高，更能及时回应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     

被激活的共同体：疫情期的社区互助、志愿与情景性团结

探讨疫情期居民志愿与互助实践样态,对寻求不确定性时代城市治理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结果显示,疫情期的上海社区互助氛围浓厚,附近性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居民踊跃参与志愿服务,强化了社区联结;居民共同体意识不断提升,增强了社区团结。进一步检验社区互助、社区志愿与社区感之间的关系发现,社区互助行为及其产生的积极感受显著增强了社区感;当居民感受到邻里温暖、助人乐趣、社区更团结以及加深对街道、社区、居委、基层党组织等主体的认知后,会对社区感产生正向影响。不同志愿服务类型对社区感的影响存在差异。社区居民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诉诸附近性而形成的一个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抗击疫情的基层行动者网络,这是被激活的共同体,它展现了情景性团结。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