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结构":一个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变迁史分析模型——以1927至1937年江西乡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

"弹性结构"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要害,革命、改良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两种基本动力,传统乡村社会变迁过程,实质上就是革命、改良与弹性结构互动的过程,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之下,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不易改变的"弹性"特点.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革命与改良的绩效."弹性结构"关乎乡村社会变迁的全局,它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弹性结构"分析模型是一个本土化的有效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吏的分析模型.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灰黑势力与乡村治理内卷化

后税费时代,国家以各种形式向乡村分配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基层政权和灰黑势力以合谋的形式截取,资源分配没有引起相应的治理效益,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基层治理＂内卷化＂。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出现,和灰黑势力、基层政权以及村庄资源分布三者的转变密切相关。要解决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问题,需要改进基层政府的政权性质。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指的是,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论文分析了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的表现,指出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除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宏观的国家诉求以外,还包括组织本身的资源约束、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来自于外界的权力约束等原因.同时,论文认为,在内卷化的组织变革之后,居委会也可能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抗基层政权对于居委会自治性的进一步侵蚀,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乡村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

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来探讨乡村社会性质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乡村社会的性质虽然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但是，一旦随着某种制度的确立和强化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权建设反过来又影响和决定乡村社会的种种性质和特征。     

新国家与旧家庭: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家庭的改造

建国之初,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家国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下,新国家试图对旧家庭进行彻底改造。但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不但对诸多传统家庭制度进行妥协,甚至还间接地利用着这些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秩序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策略。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家庭角色的双重性建构。这种双重性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强势国家下的家庭改造悖论,也表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经验下存在解释困境。     

近十年来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是关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能否彻底成功的关键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承栽着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乡村社会变迁呈现出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困境中寻求解脱的走向.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承载着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近十年来随着现代化脚步的迈进,乡村社会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发现,乡村社会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变迁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近十年来,学界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也渐行渐进,但存在着划地为牢,研究颇多、交流甚少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中国乡村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社会实践场域,中国化、大众化与近代乡村变迁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中共领导群体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和动员以及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影响,共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正是这一双向的互动过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特征,深刻影响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样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逐渐展开的,只有通过对实际历史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释,才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拓展新的研究内容,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乡村基层政权职能的解体与重建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社会系统,而这个封闭环境的形成是与经济基础和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当国家发展战略发生转变和转轨的时候,封闭的环境被打破,旧有的维持乡村社会得以运转的基层政权职能体系就会因为基础的瓦解而缺失。因此,如何在新型的开放的乡村环境下构建基层政权体系,恢复其职能,就成为现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本文以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内部因素构成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为切入点,将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划分为经济职能、行政职能和文化职能予以具体分析,并以三种职能为基础重新构建新形势下的乡村基层政权职能。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综述和评价

在乡村政治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这个提法,更适合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学术常识来看待,而不能用它来指称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但是,作为这个框架的理论支柱之一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其意义并不能因此被否定,在新的语用形态下,它能给乡村政治研究指引出新的方向.     

去内卷化：乡村旅游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

发展乡村工业一直被视为打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道路,在我国得到广泛实践。那么,继乡村工业化浪潮之后兴起的乡村旅游,能否成为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本文以桂林市阳朔县骥马村和龙胜县平安寨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对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两地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耕地、技术和资本）出现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可以成为突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论文进一步对乡村旅游去内卷化效应的产生机制以及地理条件对于去农业化效应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剖析,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基层协商民主"内卷化"的生成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内卷化"现象普遍存在,其内在生成机制值得探究.运用扎根理论对W市协商民主实践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内卷化"主要表现在"咨询式协商"模式对"决策式协商"模式的抵制,而支持开展协商民主的外部制度具有"软约束"性质、"管理官僚"在创新驱动下的"行为异化""街头官僚"的变通执行以及群众参与者的"参与冷漠"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要化解"内卷化"问题,应从构建"硬约束"制度,强化"管理官僚"的"政绩预期",加大"街头官僚"的效用预期,消除反向"变通执行"空间,充分培育民间组织等方面持续发力.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漫谈近代以来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逻辑

中国的近代史是充满着屈辱与抗争的历史。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历任执政者先后都掀起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热潮。国家政权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乡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建构问题,借此保证国家能够有效地从小农经济剩余中提取国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资本。本文对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基层组织的特点与运作特征进行了描述性演绎,展示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不同体制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与运作逻辑,并在本文的最后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使命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变革问题。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