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f Postnate Nature in Zhu Xi＇s Philosophy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张载心性理论对张伯端内丹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人性二元论确立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否为张载所独创,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就此进行初步考证,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张载本人所独创,在理学创立时期,理学思想影响到了道教。笔者相信,这一事实一经确立,将有助于对理学大师思想原创性的认识,也将有助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互相影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论《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中几个问题的诠释

针对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成性"三个概念,《宋元学案》指出,性只是气之理,是气自有之条理、规律,因此气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天地之性"的性,人只有"气质之性"。正因为"气质即性"、"气质之外无性",故气质亦无待于变化,否则,气质变化了,性也要随之变化。同样,气之偏也不是性,也不需要一个后天的工夫过程来"成性",因为《周易》所说的"成性"乃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成之性。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华希闵《正蒙辑释》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清初江南无锡儒者华希闵所撰的《正蒙辑释》,是站在朱子哲学的立场上,对张载《正蒙》一书的注释.从该书可见华希闵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张载关学在清初江南地区的跨地域影响.在本体论上,华希闵主张"气有聚散,而太虚之体无聚散",清晰地区分了太虚与气这两个概念.在人性论上,主张通过变化气质的工夫,使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身上彰显出来.在工夫论上,认为自我反省和去除恶念是培养德性的先决条件.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宋明理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其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术语,有着鲜明的特色."气质之性"在宋明儒学中是一个1突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北宋提出,后被朱熹特加表彰,以为极有功于圣学,之后的学者则对气质之性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的"性".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阳皆失位”何以解“未济男之穷也”——从《周易程氏传》引文看理学诠释特色

程颐在对《未济》卦注释中突破其一贯不引别家的体例,记录了来自成都隐者的"三阳皆失位"一语。这个特殊的引用现象从来源和内容上遭到了以朱子、俞樾为代表的历代学者的质疑与批评。"三阳皆失位"自身并无特殊之处,但是综合考察其诠释的特殊语境,可以认为程颐试图通过该解释对自身易学诠释特征做出一定指引,即抽离于《杂卦》性别特征鲜明的文本,从更加整体、更加根本的角度对天地运行规律进行表达。这种诠释中对于具体概念的发散性解释普遍存在于理学的各种注释中,也构成了宋学与汉学的重要区别。     

略论理学心性论的发展

程颐心性论通过"性即理"的命题准确地把握了性的本质,但他对于心的特点以及心性关系的理解则不够准确,这集中反映在"心即性"这一命题之中。朱子的心性论则在继承"性即理"的基础上,强调心的经验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心统性情"说全面地分析了心、性、情三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朱子对于伊川心性论的某些思想给予了批判。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朱子的境界论思想简论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朱子哲学研究的范式采用的主要是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比较重视他的格物说,且把它作为主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忽视了朱子哲学的中国特点。文章打破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运用冯友兰的境界论思想来研究朱子哲学,指出朱子关于道体流行、仁、孔颜乐处的论述,以及人在功夫纯熟后达到的心纯是理,发即中节的超自律道德思想,都是天地境界的内容。天地境界在朱子哲学中是人与自然的审美性统一,显示了朱子哲学高超的一面。     

王安石、张载成性论的异同

王安石成性论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工夫论,是其人性论的道德实践工夫层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国家观,则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成性论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实践工夫学说。张载的成性论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为前提,这种区分实际是对现实人性之不完善、不完美的另一种表述,虽不等同于王安石的"性有善有恶",但张载也认为"性未成则善恶混"。张载十分重视礼的践履在成性过程中的作用,其"知礼成     

张载人性论特征新探

摘要：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最先系统重构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自立新说”而著称，突出展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天道观为基础，解决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二是张载认为人性“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两”而成，二者之间形成蔽覆与被蔽覆的关系；三是张载于“知礼成性”外还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使其人性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试析张载哲学人性一元论——兼评“人性二元论”的内在矛盾

张载是宋儒中人性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开创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研究的新阶段。许多学者把张载的人性论定性为二元论,这种定性存在着内在矛盾,不便于顺畅地理解张载哲学。从太虚与气的关系,从天地之性是本然,气质之性是实然,变化气质使实然的气质之性返本于天地之性的人性一元论的视角去理解它,就能解决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