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矫正奖惩机制的完善

随着《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出台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奖惩机制的构建已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分析并探求社区矫正奖惩机制的完善途径,已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当务之急.本文旨在探讨完善社区矫正奖惩机制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早日形成科学、统一、有效的社区矫正奖惩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有效性评估

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数量多、范围广、覆盖面大的特点,但既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效果与参与方式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完成度是否达标、涉及领域是否完善、矫正效果是否明显等问题仍不明晰。为防止刑罚执行权滥用、提升社区矫正质效、保障矫正持续实施发展,需要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进行有效性评估。首先,围绕“组织投入—运行过程—实施结果”的成效评估逻辑框架,遵循多维度、多层次、多要素的总体思路,构建“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的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其次,综合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科学构建由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对象改善、经济效益及环境适应性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共同构成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再次,运用实证案例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适用性分析。最后,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旨在为我国开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有效性评估提供参考,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服务提供优化方案。     

理念、制度、技术:三维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

社区矫正代表行刑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应从理念、制度、技术三个维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理念层面,应确立行刑人道、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行刑民主等理念,以消除社区矫正的观念障碍;制度层面,应完善刑罚体系,完善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建构科学的执行制度,以克服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技术层面,应实施社区矫正矫前调查工作,建立社区矫正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以增强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论我国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互动机制之形塑——以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随着行刑社会化的推进,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已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形塑两者的互动机制是推动我国刑罚执行改革的重要议题。强调系统性及功能承载的功能主义为我们研究刑罚执行体系内的协作互动提供了新思路。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的协调互动有利于各自效能的提升及刑罚功能的增进,有予以大加申彰之必要。然而,目前我国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各行其事,在互动方面存在着对接不到位,职责不深化,协作不充分等症结。在行刑一体化的指导下,通过推进立法,加强部门配合以及建立协作式矫正模式等路径,能够保障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功能的进化、分化与优化。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反思和完善

风险评估制度是各国食品安全广泛采用的长效治理机制,是食品安全规制的有效方式,合理界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内涵,构建和完善该制度对食品安全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虽具雏形,但其制度体系并不健全、规范内容不完善、评估机构欠缺独立性、评估模式较单一等。应构建和完善一套科学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法律体系,规范风险评估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则,设置合理的责任条款,加强与食品相关的危险因素的系统评估,增强风险评估委员会的独立性,重构多元化的风险评估模式,确保风险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     

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互补充的刑罚执行机制，顺应了现代刑罚理念，符合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它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提倡人性化刑罚的当今，美日等国家非常完善的社区矫正机制对我国刑罚执行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范围入手，探讨当前执行机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就如何构建我国社区矫正机制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于受重刑观念和报应刑思想(主义)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选择适用社区矫正刑,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矫正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完善相关方面的立法工作,确立“慎用监禁刑”或“社区矫正惩罚方式应被优先考虑”原则;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和社区矫正机构,建立缓刑和假释前调查制度,设置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机构。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实体展开, 是优化刑法运作机制的内在要求。社区矫正的发展不仅是刑罚执行方式的改进, 还涉及刑法观念的更新、刑事政策的调整、刑事立法的完善、刑事司法权力的重构等深层内容。因此, 应以刑事一体化为导向设计社区矫正的发展路径。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可以看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初步形成杜区矫正的组织体系、建立初步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步,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对社区矫正认识有偏差,适用的对象偏少;现行法律规定滞后;矫正工作人才匮乏;社区矫正工作矫正教育不足;矫正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人员待遇保障不足.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确保经费保障,丰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力度,推动社区建设.     

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反思——以社区矫正“入刑”为契机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把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但是社区矫正在我国却处于一种分散模式的尴尬境遇。从控制技术的角度来考量,分散模式只是一种零散式的处遇方法,并未形成一种真正完善娴熟的处遇机制。社区矫正"入刑"将会对刑罚结构、刑罚观念和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应以此为契机,构建社区接纳、专业化管理与社会力量配合、司法权和行刑权合作的新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完善的罪犯新处遇机制。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社区矫正作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举措,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且在23个省市区试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国的国情,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队伍,改进矫正方式,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等措施,以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探微

从报应主义转向教育主义是刑罚理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顺应此种发展趋势,社区矫正这一保安处分应运而生。在我国,社区矫正从部分地区试点到全国推行已十载有余,而适用社区矫正之前的社会调查工作仍鲜为人知。目前,部分地区已尝试推行了诉前社会调查制度,该制度肇始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其理论支撑为“犯罪三因素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然而,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在顺应刑罚执行轻缓化、人道化、矫正教育化趋势的同时,仍面临着异地社会调查难以执行、调查评估人员专业化程度低、民众的配合力度不足、调查方式过于单一化、调查流于形式以及因调查评估报告可能涉及品格证据而不被采纳等问题,此类问题严重阻碍了诉前社会调查制度应有价值之实现。因此,有必要从建立跨区域社会调查协作机制、对调查评估队伍进行专业化建设、加强制度宣传、植入回避规定等方面出发,构建一条完善该制度的最优化路径。     

社区矫正纳入司法体系的法律构建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尽科学合理、任务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立法、建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等建议,以期促进社区矫正制度建设。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其中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已开始建立社区矫正制度,但没有注意区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的不同,没有针对未成年犯的特征实施相应的矫正措施.建议构建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具体包括:推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刑事立法;确定社区矫正主体,提高矫正人员素质;完善未成年犯管制、缓刑、假释等制度;设立矫正前调查制度,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曾设社区服务刑种;建立社区矫正救济制度等等.     

公共物品理论视野下的社区矫正——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因此,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监禁矫正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例如,政府在罪犯矫正方面的投入产出比较低,可能带来预算扩张、机构膨胀、供给低效、再扩张预算的恶性循环,容易滋生官僚作风与腐败行为,等等.政府与第三部门同为主体提供的社区矫正能有效地弥补监禁矫正的缺陷,具有降低矫正成本、提高矫正工作绩效及政府的投入产出比等多方面的优势.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十年来,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为相关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对社区的理解偏差,矫正对象的狭隘,矫正内容普适、单一且各执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制度缺陷,值得我们关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社区,并非仅为同质于监狱的执行场所;扩张管制、假释等人员范围,同时将青少年犯明确为社区矫正对象;加强对矫正内容的细化研究和科学制定;同时资金来源的开拓、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及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更有利地保障社区矫正在社区的规范运行,真正实现社区帮扶之作用。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问题、回应与完善

我国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经过十年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着领导机制不健全,评估主体单一,评估内容不完整,风险等级确定方法不科学,评估结论不公开,以及缺乏系统性的风险防范措施等问题.学界围绕稳评指标体系、风险估算定级方法、第三方评估和公众参与机制等问题开展了富有洞见的研究工作.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结构化风险识别与风险链识别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社会稳定风险的辨识机制,以定量分析的风险链客观风险估算与定性分析的主观建构风险水平相结合的方法完善风险等级的研判机制,以阻断风险链为核心完善风险的防范机制.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探讨

社区矫正监督是新形势下法律监督工作的重大课题,检察机关应积极行使检察权,履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责。人民检察院可通过转变观念、完善组织、明确对象、划定范围、畅通信息和整合方式,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惩罚性与恢复性并重的社区矫正制度重塑

在当今世界社区矫正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法理偏离现象,我们应以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为路径,摒弃传统重刑主义对社区矫正的影响,以惩罚性与恢复性并重为重点,以综合刑、恢复性司法、法社会学等现代刑罚理论为引导,对社区矫正的本质、功能、目的模式和管理模式进行法理重塑,为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