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控制叙述:凝视的倒错——对长篇历史小说《盂兰变》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一个由性别不平等所构造的世界中,"凝视"是男性的特权,而女性身体通常成为男性凝视捕捉的欲望对象。在达斡尔族女作家孟晖的长篇历史小说《盂兰变》中,作者以女性的视角试图掌控并进而解构"凝视"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分解那些建构在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的严格且不容僭越的二元对立。女性作者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写作的智慧、力量及前景,在不断跨越边界的、不断自我质疑的过程中实现一次次地超越。     

漫游中的凝视——再读《黛茜·密勒》

《黛茜.密勒》是亨利.詹姆斯＂国际主题＂小说的一篇早期代表作,也是一部具有＂漫游小说＂性质的作品。笔者拟用＂凝视＂理论,阐释小说人物之间复杂的凝视关系及其有趣的凝视游戏。这一凝视游戏中,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身份悄然发生转换。黛茜在这场凝视游戏中有效地进行对抗性凝视,由凝视客体转而成为凝视主体,温特伯恩及欧洲文化则成为凝视客体,形成另一种＂他者的景观＂。亨利.詹姆斯在这一凝视游戏中完成了美国文化身份的建构。     

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从空间角度解读《舍巴日》中的性别叙事

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基点,更是一个包含复杂权力秩序的集合体。《舍巴日》作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创作转型的代表作,揭示了土家族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小说中时间被淡化,突出空间特征,包括地理空间、神圣空间和文化权力空间等,呈现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小说中的不同空间在对话时反复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地理空间的性别化体现出女性的"他者"地位,神圣空间的消解与重置体现出女性感性与男性理性的对立,文化权力空间内的两性关系则体现出男性的主导力量。从性别叙事角度考查两性关系在小说不同空间内的反复叠现,有助于了解叙事中作家对土家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态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两性关系的变与不变。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探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孙行者》中的性别策略

小说《孙行者》中的主人公阿新对性别的焦虑、对男性气质的追求,反映了华裔男性在美国主流社会被女性化、被阉割的华裔移民史。在写作策略上,汤亭亭跨越性别界线,以女性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者,正是其颠覆男性叙事者、女性主人公这一传统二元对立,改写女性被书写、被构建的"他者"形象的尝试。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被凝视与反凝视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作家福克纳的经典之作。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篇短篇小说中存在着被凝视与反凝视的叙事方式，凝视者“我们”与被凝视者爱米丽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可以说，爱米丽的一生是被凝视的过程，她不仅作为欲望的投射对象被南方社会的主体“我们”凝视，还被作为南方贵族权威的父亲建构自我，从而永远失去自我。虽然她有对凝视进行反抗，最终却是失败的，永远禁锢在南方社会的文明之中，成为一朵被社会全方位凝视的凋零的玫瑰花。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身体叙事及色情文学的性别倾向批判

身体是性别文化的载体,男作家关于女性的身体叙事往往呈现了男性对女性肉身的"窥视",情色意味较浓.而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则往往与女性自身的整体存在密切相关,强调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与意义的表达,呈示了审美体验的身体性,是一种非"私人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传统色情文学基本上是男性创作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窥视欲",呈现了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解析电影《时时刻刻》的性别立场

电影《时时刻刻》常被置于女性主义视域下,论者阐发其蕴含的女性意识时往往漠视影片主创者的男性身份。《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位不同时空的女性在一天内的经历。弗吉尼亚故事中,影片用对比手法将她未为人母的身份呈现为一种人生的缺憾;劳拉故事中,影片选择受伤害的儿子视角来讲述一个放弃家庭责任的母亲的自我追求,呈现出对女权运动的反省姿态;克拉丽莎故事则将她演绎为一个丧失主体性的类型化形象。这是影片中男性作者聚焦女性生活所留下的性别文化印记,显示出他难以超越的性别立场。     

“这个女子不一般”:从《满江红》电影叙事看媒介景观中的性别

通过电影《满江红》中“不凡”的女主人公瑶琴在社会关系互动中的表现,分析电影叙事中的性别角色张力,探讨媒介景观中的性别,剖析其何以“不一般”的多元动因。瑶琴在事件化参与中,基于儿女情长和家国情怀所实现的性别气质主体再建,性别边界弱化与性别身份再建,为我们展现了性别在社会建构性之外,还有主体建构性;在新时代媒介景观中,通过女性不但是“绿叶”而且是“红花”的转变,可见“性别—权力”的赓续与重构;同时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女性性别身份在多主体介入下的重塑,反映了当代社会动态调适的性别文化。瑶琴的“不一般”,不但指向她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等局限,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忠义、智勇等品质的不一般;而且指向以她为代表的女性,具有主体表达及参与意愿,同时开展主体行动能力的不一般;此外,电影《满江红》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建构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发展情境下的文化主题下同样表现得不一般。     

戏拟的力量--两篇现代女性小说的独特叙事和文化意蕴及其启示

庐隐的小说《父亲》以别具匠心的双重性别叙事 ,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子恋父妾的反封建故事中寄予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讽刺性地模拟并拆穿男性文本对女性形象“天使 /魔鬼”式塑造的心理内幕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也成功利用这一策略 ,对制造这种女性形象的男性“强者”神话进行了有力的颠覆。二作利用戏拟手段、尖锐地揭示中国男权伦理文化反人性实质的成功经验启迪我们 ,女性主义研究对于“戏拟”策略应予高度的重视     

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

摘要： 电影女明星作为视觉化的范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星的文化认同跟主体所处的社会空间和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的关系。华语电影的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分别隐喻着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与电影及大众文化表演的转移轨迹。新时期电影表演与政治叙事的框架下掩饰不住的是大众的集体幻想；而巩俐则是作为传统东方文化及想像的承载对象而出现的；章子怡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明星，是按照电影工业和明星制的机制及规范逐步被打造而成的。她们分别对应的是身体性的历史展示，文化想像被作为一种假象的情色奇观以及纯粹符号化的快感凝视。传播民族文化，准确把握明星受众视觉与文化心理，进而推及到国际语境之中，是我们常常看不到的问题。     

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夺“框”而出:论《女房客》的跨性别叙事

安妮·勃朗特的《女房客》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认同形成了极大挑战,小说通过作者与男叙述者、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跨性别现象,阐释了性别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可操演性。这种跨性别叙事完成了一次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框约、进行女性主体建构的尝试,宣示了作品的前瞻性与美学价值,促其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作者安妮也因成功操刀消解小说文本内外的性别符号,由名不见经传而跻身文化精英的行列。     

叙事策略的转变与华裔群体构建——从《女勇士》到《孙行者》

《女勇士》的性别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华裔群体的分裂,而随着地位的确立和写作视野的开阔,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关注华裔群体的建设。在叙事策略上,《孙行者》用跨性别的复合式的多重叙事声音替代了《女勇士》中个人型的女性叙事声音。在汤亭亭这个自身隐含作者的操纵之下,通过神秘叙事者观音、男主人公惠特曼的声音,《孙行者》既未湮没男性的声音也未牺牲女性的利益,而是融人华裔群体内各种声音。通过跨性别的复合式叙事策略,《孙行者》消解了性别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两性和解的想象空间,使男女两性从政治对抗走向政治联盟成为可能。《孙行者》表达了对建设一个兼容并包的和谐的华裔群体社会的强烈愿望。     

性别表演视域下“蛇蝎美人”的“堕落”

身份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而是一种意指实践,且身份的建构与社会文化话语密切相关。而在以幽闭且缺乏道德支撑为主要基调的黑色电影中,既有价值观被悬置,为"蛇蝎美人"的身份建构提供了多种可能。通过对经典黑色电影《双重赔偿》与新黑色电影《本能》中的"蛇蝎美人"在人物塑造与视觉呈现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前者中,"蛇蝎美人"是作为象征秩序的颠覆力量而存在,而随着后现代媒体性话语的泛滥,新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则成为"物化"的、男性凝视下的性表演者,进而被男权社会话语体系同化,失去了原有的颠覆力量。     

在性别困境中挣扎——小说《蓝调石墙》与电影《沙漠之花》比较阅读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对性别既成定论的误解,成为小说《蓝调石墙》中跨性别者洁斯和电影《沙漠之花》中遭受割礼的女主公华丽斯性别困境的根本原因。洁斯在跨性别的战斗之路上,变得勇敢而坚定,不再回归世俗的非男即女的两性世界,坚持自己的男女人的跨性身份;华里丝这朵承受割礼苦难的坚韧的沙漠之花,成年后义无反顾的站在了公开反抗割礼暴行的国际演讲台上。两个身体的女人,一个背离女性性别身份渐行渐远,坚定无比;一个为争取做正常人的自由,走上国际讲台,献身说法,为废除惨无人道的割礼挺身而出,为争取身体的自由,性别的认可,人权的保障,从被社会伤害的弱者成为让世界为之改变的勇敢的战士。     

“镜像”映照下女性的“自我”构建——电影《嘉年华》的女性主义阐释

电影《嘉年华》以女童性侵案为视点,将几位女性的命运融入其中,描绘了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意识。本文以《嘉年华》中三位女主人公小米、小文、新新为对象,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切入,具体分析当下男权社会女性被无意识"凝视"的关系,以及女性如何在被"凝视"的关系中构建"自我"。该电影显示了导演的匠心,这为女性主义电影与电影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