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北云梦、屈原赋与屈原在怀朝的被放之地

一、从战国时汉水下游的地理状况看汉北的地望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顷襄王初年又放之“江南之野”（《史记·屈原列传》、王逸《九章序》）。关于江南之野其地，王逸未作具体说明，或以今日江南之地当之。如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胡文英与《庄子独见》

自清初以来,以文章之学评注《庄子》的著作纷纷涌现,造成了庄学的新局面,其中以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陆树芝《庄子雪》等最为杰出。可惜学界有关《庄子独见》的专门研究尚不多,关于胡文英的生平事迹亦不甚了解。论文对胡文英的传记文献试加梳理,同时对其《庄子独见》等书的著述宗旨略作推论。     

开拓创新 扎实融通——评毛庆《屈骚艺术新研》

读过毛庆同志的《屈骚艺术新研》(以下简称《新研》),掩卷回味,强烈感受到书中表现出一种开拓创新精神,扎实严谨作风,融会贯通功力。这是一部有成就的学术著作,令人可喜可贺! 开拓精神,创新意识,是本书特点之一。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发现和深入说明客观事物的事理。作者十分明确地将“突破”作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自觉地“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论文结构以及成果表达形式”上都作了“探索和改革”(见《后记》,下引作者文字均不注)楚辞产生两千二百多年,对于它的研究已有两千一百余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关于屈骚的文字、训诂、声韵的诠释考辨,对于作者身世、思想、作品的创作时地和内容的考证阐发,古今学者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相比之下,屈骚艺术研究则是一个薄弱环节,“探讨相当缺乏”。作者胸中装着楚辞学全局,敢于犯难,以披荆斩棘精神,来开发楚辞学领域这块比较荒漠的园地。名曰“屈骚艺术新研”,顾名思义,其着眼点是屈骚“艺术”,目的是在这方面作出“新”的探讨和发掘。由于作者始终围绕这一目标攻坚,因而便能另辟蹊径。古今楚辞研究专著数百种,而专门进行艺术探讨的则屈指可数,《新研》选题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共分六章,即“屈骚艺术背景研究”、“屈骚艺术心理研究”、“屈骚创作倾向研究”、“屈骚象征体系研究”、“屈骚结构语言研究”、“屈骚艺术影响研究”。如果我们再深入阅读内容,则会深切感受到,不唯选题角度新,同时,     

刘勰楚辞观简论

刘勰的《辨骚》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最精辟、最深刻、最具创见而最富赞美之情的《楚辞》专论。它从通变特征、艺术成就、文学地位、后世影响等方面 ,对屈骚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不仅总结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文学创作原则与规律 ,而且对于后人研究《楚辞》具有方法论意义。刘勰的楚辞观值得重视。此外 ,对“博徒”一词的误解应予以拨正———是褒词而非贬词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论陈本礼的《屈辞精义》

本文对清代著名《楚辞》学者陈本礼的《屈辞精义》作了公允的评价 ,指出陈氏注骚的特色是以文学家的眼光来研究屈赋 ,在阐发屈赋的微言大义的同时 ,着重分析屈赋的结构和艺术构思的脉络、诗的艺术特征及其运用比兴的技巧。其观点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 ,对后来的《楚辞》研究有较大影响     

楚骚证解

讲读《楚骚》,对旧注有所未安者,求证于民俗、考古和古文献,间有所得,作《楚骚证解》,以就证于方家。 1.《天问》:“女娲有体,孰匠制之。”按:《天问》这一问,解者均失其原意,如王逸注: “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楚辞章句》) 按:《天问》传言“女娲有体”,并未及“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的传说,增字解     

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因而,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简称夫容馆本)是海内公认的善本,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40》)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尤其是王注部分)应在夫容馆本之上,治楚骚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郁郁然与骚人同风--浅论张九龄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以高尚的人格形象与杰出的诗歌成就,深深影响、感召着后代文人.初盛唐的张九龄由于人格理想、自身遭遇与屈原极为相似,在作人、作文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屈原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张九龄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使自己的品行人格与屈原互见,诗文取得独特的艺术成就,且为王维、李白等人学习楚骚开启了道路,成为诗歌美学史上重要的中介人物.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是清代解说屈赋的殿军,又开启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新声。博采众说是《屈赋微》的重要特色之一,其总体特点是能够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注评《楚辞》的诸家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将其重新熔铸,折衷已意,由博反约。这一特点贯穿于《屈赋微》中韵字的订音与辨音、字词句的释义、章句篇旨的阐释等多方面,其目的在于务使韵字合韵、字词句义明晰、章句篇旨达意。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清代苏州竹枝词

清代苏州竹枝词作为一种吴地文化现象 ,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较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作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苏州现存清代竹枝词达 10 0 0余首 ,名姓可考的作者有 10 0余人。以竹枝词记苏州风貌的不仅有尤侗、汪琬、叶燮、王士祯等著名文人 ,还产生了多位专以博采吴郡故实撰写竹枝词为己任 ,并结集留名的高产作者。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