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检验

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资源的资本属性被激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改善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无形之中逐步融入农地流转的交易过程，进而影响农地资本化收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农地细分为三类，并结合当期年份“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可知，增强农地保障依赖性和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地资本化收益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提高数字金融与乡村的适配度，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农地资源碎片化整治的融合，进而巩固农民增收与农地的多重关系。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理阐析与路径选择

中国的农村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安排上长期存在着效率优先于公平的价值取向。以“两权分离”为代表的既往农地法律制度建构,着重“分”而忽略“统”,在发展中与宪法预设的轨道出现了偏差。在此背景下,旨在回应现实需求、推进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改革应时而出。“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中,其最重要的核心功能是将原来并不具有经济属性的农地承包权价值化,将具有强烈身份色彩的农地承包权转化为个体所占有集体所有权份额的权利。农地“三权分置”的试点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现实难题。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应警惕“日本陷阱”,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法律、法规以及实施办法上进一步做出细化,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化解“三权分置”在现实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农地信托的演变。目前的农地集合信托计划与此之前的农地信托流转模式相比,采取金融化与商业化方式改造农地信托,引入信托公司对农地进行信托管理,既强化了农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一直以来被诟病的政府主导型农地信托流转的弊端,有利于发挥信托公司强大的信托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又能更迅速地集合更多土地,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未来农地信托流转将遵循市场为主导的农地集合信托方向;以农地事务管理型信托为主,农地资金信托为辅的信托方向以及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农地产权与我国农村的“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大量农地被以各种开发的名义“圈占”,农民出于理性选择导致蔓延全国的耕地抛荒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乡官”、“村官”的腐败行为,正交织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同时盛行的奇特现象.究其根源还在于低效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残缺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农地集体所有上升为农地国家所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引导和鼓励个体农民在产权清晰后以自愿的方式,重新走向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联合,大力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是消除这两种“悲剧”的必由之路.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新“两权分离”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分析与政策建议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家庭承包制“两权”(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实现的“三权”(实物形态的所有权、股份形态的承包权、生产形态的经营权)分离,其进一步发展,必然走向新的“两权”(农地实物所有权与农地股份所有权)分离。     

农地产权改革与城镇化动力问题简析

城镇化的运行效率取决于城镇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所形成的合力,还取决于运行于其上的“城镇化制度平台”所产生的“阻力”的大小。农地产权制度状况是构成农村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曾经有力地支撑了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的城镇化高速发展,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蕴含的重大制度缺陷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渐显现出来。在众多的农地产权创新形式中,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比较有利于城镇化的一种安排。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立法得失及其法理思考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是继土地承包改革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契机。但从法律的规范分析角度看,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标志的制度改革成果乏善可陈,此次修法未能全面达成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其核心问题是土地经营权可转让、可抵押的始定目标未能实现。而此制度效果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造成农地“三权分置”立法困局的原因主要包括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核心目标出现变化且多目标之间具有紧张关系、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与法律的范式转换障碍及现行农地制度的功能超载问题。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本身具有合价值性和合规律性,应继续保持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研究,并通过创造性改造实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初心。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探讨

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合理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采用系统分析和案例对比的研究方法,在借鉴国内典型区域流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尝试构建了“土地市场+土地银行”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并阐述了其在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制度上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给予了农户自主选择的权力,为承包经营大户解决了资金问题;政府的监管降低流转后产权利益纠纷风险。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支撑。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一方面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界定,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真正落实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经营权集中,进一步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涉及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问题.     

农地产权的厘定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科学的厘定农地产权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前提。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存在的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使用权不完整与不稳定、农地转让权界定不明晰等主要问题,指出重新确认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健全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农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     

“双置换”中土地权益问题探讨

为了解我国各地正进行的＂双置换＂政策中的土地问题,调查了苏南W市L村的＂双置换＂过程,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分析个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各项权能在置换中的实际变动情况,发现这种置换使得集体所有权主体和部分权能转移,同时土地承包权去向不明等。尽管这项政策能较快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推动当地农业发展,但是必须要考虑农民长远利益及各项应得权益。     

基于土地发展权分配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研究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集体利益提供了政策保障,但由于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测算本质上仍然基于被征土地的农业用途,还达不到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不能分享农用地用途转换所获得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是问题的关键.借鉴实践中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的分配方式,国家和农村集体按60%和40%的比例分享土地发展权收益,并利用部分资金共同出资建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可行之策.改进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方法,使土地发展权的分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从建设用地出让金中扣除农地经营性收益和广义土地开发成本,得到土地发展权收益;通过对农民意愿的调查,确定农村集体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比例,进而得到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其与农地经营性收益之和就是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地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已步入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国农地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耕地资源的下降,致使我们不得不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农地可持续发展途径,而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就从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对策。     

关于农民土地权益若干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仅靠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并未使农业落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的历史事实的阐述,文章提出将土地权益关系的改革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并提出加强土地立法、明确土地制度中的权益关系、规范土地交易、加快土地权益证券化等与土地权益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提供必要的思路。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与思考

土地流转最终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为此,首先,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维护承包方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刺激土地需求,扩大土地供应量.这样,一方面,土地转入户的收入能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能离开土地,另辟新业.同时,也要求政府应树立农业保护观念,切实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为土地流转提供物质条件.     

农用地流转的武汉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启示

近年来,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索成为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域的关键点。通过对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实证研究,分析"武汉模式"产生的动因及其运行机制,运用AHP决策方法评价武汉市农用地流转绩效,指出"武汉模式"的风险和缺陷。结合武汉市在农用地流转市场建设中的探索,提出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明确农业企业准入限制以保护农民利益,出台激励政策扶持流转主体,以推动农用地流转市场长远发展。     

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和建设用地，失地农民增多在所难免，但这与实践中存在的侵害失地农民利益现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侵害失地农民权益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全面改革征地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