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的形而上道德史观

王船山将历史看作气化流行的过程,历史之本体则是气之本真———道之开展的过程,它包括“天道之本然”生成的自然历史和“在人之天道”创化的人文历史。历史首先是单纯的自然历史过程,然后是包容自然历史的人文历史的演变。真正的历史是人类依凭其“凝道生德”的形而上之人文道德自觉创化的人文历史,由此形成了王船山以“全其质”而“备其文”为目标的创化历史观。     

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为理论基础，以对俭与奢及其利弊的分析为重心，以追求絮矩之道为旨归，既肯定人的自然之欲的合理性，又提出以理导欲，主张消费的目的是促进人性的发展。这一消费伦理价值模式体现了公正无私和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存权益和消费需求的人文关切和道德关怀，在当今时代无疑是一副治疗自我欲望膨胀和消费异化的良药，也对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精神且具时代特色的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势相生与万岁成纯——略论王船山之历史哲学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从历史与经世、对历史性的领会、历史意识以及历史学四个方面来对其加以阐明:船山以史学作为经世之学,这是其历史哲学的根本出发点;而其极具特色的贞一之理、相乘之几说和理势合一说指明了船山对本原历史性的深刻领会;"参万岁而一成纯"则展示了船山古今无几的深厚历史意识;他的历史学则可以被阐释为"设身处地"的历史现象学。通过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照,更能揭示出船山历史哲学的特性:只有置身于天人回环、交尽的整体视野中,史际的原始展开才得以呈现自身。     

宋学背景下的戴震理学

戴震以气化过程为道之实体,试图消解宋儒的形而上学.他以人性为血气心知之自然,以理义为自然之必然,并以分理规定理,试图将理义还归人的现实生活,并将心知、理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的经验主义过程,因而发展了血气心知之自然与理义之必然的辩证法.在本体论上,戴震将血气心知之自然与理义之必然的关系置于一个连续的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但又预设了一个目的论观念,有似于潜能与现实的关系,所以并未完全摆脱宋儒理气二元对立的影响.理义被具体地规定为分理,意味着在本体论意义上肯定了个体的人的存在,肯定了人的个性.戴震以此为基础严厉地批判了宋儒的天理观,认为其天理观是对人的个体存在和个性的扼杀.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17世纪中国哲学的空谷绝响──王船山哲学论要

１７世纪中叶，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批富有个性的思想家。而在哲学上别开生面的首推王船山。船山之学高明博大的哲理境界，庄严弘毅的伦理精神，堪称那个时代的空谷绝响。船山哲学，渊博幽深，非苦心孤诣，难窥其冥府，得其道真。拙论解云：辨本体之真妄，极变化之神诣，究天人之奥隐，探理势之微几，合理欲以证性，弘人生之实学，乃船山哲学之要旨宏义。     

论王船山的俭奢观

王船山的俭奢观以理欲之辩为其立论基础，以絮矩之道为其核心内容，基本构建了一个体现民生与民本双重价值模式的辩证理论框架，认真审视三百年前的这一理论，对引导人们合理消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史事、事势到功夫：宋明理学的历史形上学维度

宋明理学虽以求内圣重“心”“性”示人,但也有“赞天地之化育”以建构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以“理”为最高原则,宋明儒根据“事者,为也”的理解,认为“事”是在时间意识作用下的动态展开,相应地呈现为历史过程,亦即“事以成史”。这一过程每每受“势”的影响和限制,以此构成“事势”与“理势”的区分。“事势”是宋明儒用来表达“事”得以展开的具体背景,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而“理势”则是万事万物所具有的规定及世界变迁的必然趋向,以当然与必然为双重内涵。无论是“事势”还是“理势”,皆关涉更为广泛的事实与价值,在宋明理学中别具形上意味。在“事以成史”的背景下,宋明理学中的“事中求理”可化约为“史事求理”,延及实践层面就成为“事中求理”“顺势而事”“事以成势”等功夫。对宋明理学历史形上学的关切,在于探寻其建构形而上哲学体系的终极关怀和现实逻辑。     

论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美学走向

本文论述并揭示了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的整体综合美学走向,有如“百川归海”,乃是新形势新条件下民族电影振兴与发展并走向当代的必然;而当代整体综合电影美学,融综合化与个性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变化性与恒定性于一体,“无流不纳”,则为当代艺术自然和电影世界存在与发展的自然之势、自然之理。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王廷相历史观诸范畴初探

王廷相的历史哲学如同他的自然哲学一样,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主要是由古和今、因和革、理和势以及变和常诸范畴所构成,有一个较完整的历史哲学范畴体系。一、古和今古和今这对范畴,是王廷相用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或趋势的一对范畴。王廷相在“古今之变”上,是一位著名的历史进化论者。他的基本论点是:“道无定     

自然审美与书法理论的建构

书法理论一开始便与自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字的起源与构造源于自然物象,书法艺术的生成同样如此。从"自然"到"阴阳"再到"势"是书法理论形成的哲学基础,以自然形象描写书法形态美、书家风格、破解书法奥秘在汉晋普遍流行。唐宋,向自然学习逐渐摆脱表面之形,而是由此向上通向道、理,向下走向更为具体的法度,中间则有人之情感与自然的契合。宋以后,书家和理论家不再醉心于浩渺难知的"道",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经验描述上,自然和书法关系的理论没能有更多的新意。     

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特点的分析

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书中。他认为,荀子之道特指人道,是将人区别于一切自然之天地万物的关键性因素。天是人道产生的背景上之根据。人道乃能知能行之道,且能给人的认识提供止息处。人道包含用心之道和人文政治历史之道两个层次,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在人文政治历史之道的层面上,它又包含理想和现实两个向度。同时,人道也是一人文统类之全体之道。     

书法美学原理之中和与气韵

书法在艺术门类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书法是由文字、书写工具和思想文化而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中和与气韵使书法因简而得天下之理,体现着人与自身、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和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中国艺术以气韵生动为第一。     

《管子》理欲观探析

理欲关系是人生随时都必然遇到并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先秦诸子各有与自己理论体系相结合的理欲观 ,奠定了中国理欲观发展的基础。《管子》主张以无欲治心 ,以有欲治事 ,无欲与有欲并重而宗归自然之道的理欲观 ,为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哲学根据 ,是道、法合流的雏形 ,于今仍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理之争"还是"利之争"——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想到的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并不是因为兵太傻,蛮不讲理,而是因为双方未能形成共同认可的"理"。秀才与兵为了自身的利益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理的两个标准——语言之理和和拳头之理,两个标准则源于道理的主观性和多样性。在语言之理和拳头之理相争的背后实际是利益之争,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其实不在于谁更有理,而在于谁更有"力"。最大的力代表公利和正当之利的正义之力。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物·势·人——叶适哲学思想研究

叶适之学,以事功为主导。就内在哲学趋向而言,事功之学包含两个基本之点,即关注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社会生活,强调实际的践行并注重践行的实际结果。在叶适那里,以上两个方面通过物、道、势与人的关系以及成己与成物之辨,得到了具体而多层面的展开。物作为对象,其存在不依赖于人,然而,物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却是通过人的活动(极其劳)而呈现,并在人的活动过程中获得现实的形态。在人与势的关系上,一方面,势表现为一种不知其然而然的必然趋向,另一方面,人又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通过自身的实践以实现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以物用而不以己用与势在己不在物呈现了某种统一性。就人与己的关系而言,个体的果行而育德与社会历史领域的循道而行、顺势而为的振民过程也合而无间。对以上问题的阐述,既包含了多重的理论意蕴,又展示了儒学演进中不同于心性之学的历史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