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昔非和《昙华》文艺半月刊

1933年春,与胡适有师生之谊、时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黎昔非,同几位文学青年在北平创办了《昙华》文艺半月刊。在国难当头、风云变幻的岁月,昙华社同人关注人生,坚持操守,在作品中鲜明地反映出时代青年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刊物上一组以抗击日寇为题材的小说,表达了对邪恶、黑暗、反动势力的愤怒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些作品是东北全境沦陷和“一.二八事变”后首批反映抗日救亡的短篇小说,因而弥足珍贵。     

中国的《雪国》研究

中国是川端康成文学研究的重要国度,其代表作———《雪国》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中国的《雪国》研究的特征是:起步较晚,以社会学批评观点为主的研究阶段较长;日本等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川端康成文学的研究进程;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前景广阔。中国的国情及传统文化对中国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魏源《诗古微》门户之见探微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学术界通常认为魏源《诗古微》主三家《诗》而斥《毛诗》不遗余力,使晚清今文经学的壁垒渐立,但本文通过考察认为,魏源虽然为三家《诗》辩护,认为《毛诗》传授源流不可信,《毛序》非子夏所作,但仍能以公允的态度肯定《毛诗》的优点,批评三家《诗》的缺陷,认为三家《诗》是《毛诗》的益友,在《毛诗》与三家《诗》的问题上,魏源没有门户之见,本文对《诗古微》的门户之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略论《周易》对魏源政治思想的影响

魏源是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融汇、吸纳了《周易》思想文化的养料。本文欲从魏源的社会变革主张、军事思想、对外策略等方面论述《周易》这部朴素而“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的哲学典籍，对魏源政治思想的影响。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艺文志》杂志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

193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东北文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本文以当时的大型文艺杂志《艺文志》为标本,钩沉其办刊方式、文学作品,借此揭示其构筑的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发展的状貌,并探讨强权挤压下文学独立的可能性。     

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

本文以2 0世纪2 0年代北京的同人杂志《语丝》和北新书局为研究对象,通过讨论《语丝》以北新书局为根据地所进行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运作手段,揭示了民间化出版机构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在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古事记》看日本文化性格

日本文化的原型存在于日本古代神话和历史叙述当中,因此有必要从神话、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日本文化的性格进行研究。本文从对《古事记》的有关记述的分析入手,通过与西方思想的比较,对日本文化的“耻感文化”、共同体主义的“场”的伦理以及母性社会原理等性格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

《帝京景物略》是记述明代北京的山川景物、名胜古迹和民情风俗等方面的一部巨著。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言简意赅,成书有据,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作者为刘侗、于奕正和周损三人。     

魏源与定海保卫战

魏源与浙江有着不解之缘。他1857年因好友何绍基的弟弟何绍箕在杭州为官的关系,避太平军兵难而居杭州,逝于西湖边上的僧舍,葬西湖南屏山方家峪。鸦片战争中,魏源勇赴国难,参与筹划第二次定海保卫战,在鸦片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 魏源参与筹划定海保卫战确有其事,但具体在什么时间,历来没有搞清楚。魏源儿子魏耆作《邵阳魏府君事略》,其中讲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夷犯海疆,江、浙震动。钦差大臣长白裕公谦,督浙江防剿,延至幕府。数月辞归。”(《魏源集》附录)裕谦于1841年10月11日自杀身死,此记魏源1842年入裕谦幕,显然错误。“数月辞归”之语,也与魏源自己讲的“到此便筹     

鲁迅文学史思想综论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深刻而独特,以1927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天才主义为核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后期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规律研究文学史,注重对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探寻,敢于冲破儒家正统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贯穿强烈而深刻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现代意识,重视作品的艺术审美研究。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这一切均对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理论与学科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隋代文宗薛道衡生平事迹考辨

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而入隋,进入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其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作于此时,为隋代文宗。然而其生平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现存诗文作品与出土文物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围绕其生卒年、生平事迹补遗、重要作品系年三个问题展开分析,可以纠正以往文献的舛误。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城市化是有着丰富涵义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部分,由于体制、环境以及自身素质等方面因素,使得他们对于城市知觉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之中。他们的社会保障由于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而成为城市中的弱势族群。关注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妥善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姚元之诗论

姚元之是清嘉、道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尝获“锜中风雅眉目”之美誉，今尚有《使沈草》、《廌青集》等诗集传世。姚元之善于以自身经历为基础进行诗歌创作，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现实认知价值，这主要从民俗学价值和现实针砭意义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姚元之的诗歌创作能将诗情与画意熔铸于一炉，体现出简淡写意的艺术特征。     

农民权益得失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分析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如何扬长避短,对城市化涉及的核心群体——农民权益的“得”与“失”是不容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城市化中,农民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如果政府及相关部门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其“失”甚至可能更重于“得”。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特点、强势群体的掠夺以及政府利益介入、农民自身的缺失等都有可能成为农民权益“失”的原因。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与农民受益的一致性,并通过立法规范土地利益的分配制度,进而提高农村的聚集效应、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等是城市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论一代狂士祢衡的文学创作

祢衡个性突出 ,才华卓著 ,仅凭留存的一赋三文 ,便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祢衡的创作“以气运词”、“借物言志” ,突出地体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他的《鹦鹉赋》为后世的同题赋作树立了师法的典范 ,是同题赋作中不可追及的顶峰之作 ,对咏物类文学创作具有广泛的示范性的意义 ;而其“以气运词”的行文方式 ,更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对孔融的个别作品产生过影响 ,对阮籍的影响尤为显著。他在文学史的地位完全可以和孔融、刘桢诸人相提并论。     

从来浮尘难化铁——《白鹿原》和陈忠实

《白鹿原》最基本的特质是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真谛,对传统文化下巨变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进行了准确和符合历史真实的表达。《白鹿原》在走向经典之路上接受着时间和读者的淘洗,让读者可以当标杆来衡量或者充实自己的内心。忠实这个名字对他人生的影响和鞭策,使他的人品跟作品一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好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说也一样,陈忠实知道他的天命所在。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德主刑辅”观——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一种方式,常被封建帝王奉为治国的圭臬。但在现实生活中,封建帝王并非按其行事,而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其统治。实践证明,凡当帝王因地制宜实施统治时,便会国泰民安、国祚长久;反之,则会社会混乱、国祚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