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命及知命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领军人物.出于治学和修身的考虑,曾国藩治理学对前人天命之说尤为重视.其论命及知命,既有对“命”的认识,又含对“知”的理解,还不乏拥有“知命”的体悟;既承袭前贤之论,又不拘泥于旧说,所识多由阅历而得.     

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

本文对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脉络及其两个基本理论模式（孟子的天人合一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观）作了论析,作者认为,如能将天人合一观和“明于天人之分”观两者综合起来,建立一个“天人合一”———“明于天人之分”新的天（自然）人观,这或许将是从宏观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道德普遍下降,以及工农业和科技如何发展的理想思维方式     

揭穿孔子的“天命观”

“天命”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尧曰》里说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可见他是把“天命”和“礼”并重的。孔子认为:“天之历数在尔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荀子天人关系观略论

荀子的天人关系观是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学术界对此的看法和评价也多有分歧。从天的涵义、明于天人之分、知天与不求知天、制天命而用之等方面对荀子这一重要思想作了辨析,希望能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其原意。     

荀子的自然观探析

该文通过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自然观的解析 ,揭示出荀子自然观中“自然界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依律而动”、“保护自然”等思想 ,最后探析了荀子的自然观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借鉴意义     

柳宗元的天人论

一天人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争辩的中心问题。针对孟子提出的知性、知心、知天的“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一方面提出“天行有常”,肯定了天道发展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对天人关系的初步的解决,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然而,荀子对“天”的本质的理解是粗浅的。他说:“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王夫之称“天”为“未成乎形”的“不形”,而不谈“无形”。认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

与传统“天人之分”的共识相反,荀子对“天”的探讨处处以关涉“人”为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两个维度。其中,在现实层面荀子主要发明注重人事、为民祛魅的宗旨;在哲学层面发明人作为主体如何使“天”、“礼”进行内在统一,即实现“天”、“礼”、“人”的三位一体,并最终突出人之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意义。     

弘扬中华“智德”文化——以先秦孔、孟、荀儒家为据的讨论

首先针对“智德的意义与界说”分别探讨先秦儒家孔、孟、苟三子之个别论述,呈现出三子思想之差异。其次,指出三子之“智德”实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之德。再者,针对荀子所提之“知／智”的三层说：“使从知己”、“知人”、“自知”,来反省说明“智德”虽意在“知人”实则奠基于隐而未显之“自知”,以此作为孔孟荀儒家关于知／智问题的基调。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乐天知命故不忧——论中国文化中的“命”

“尽人事,听天命”、“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箴言,涵育中国人达观、睿智、不怨天、不尤人的平和心态.由此衍生出的“知命”、“畏命”、“正命”、“非命”、“认命”、“制命”和“造命”等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极富魅力的哲学命题和为人处世的人生指南.     

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即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古汉语“自V”式反馈结构

古汉语中有一种由表己身的代词“自”带动词构成的结构形式.“自”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通过动词产生影响,而这种行为的影响又反过来达于己身,即“其行之出乎己仍反乎己”.如:《史记·田儋传》:“诸侯皆反秦自立.”“自立”意为“自己立自己为王”.《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自反”,意为“自己反问自己”.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目前十分流行的术语,将这种结构命之曰“自V式反馈结构”(以下     

“三知”为先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以＂三知＂终篇,在清初朱学意味知先行后的理路。＂三知＂的目的在塑造君子人格,作为修身处世的要道,关键要找准进入的端口。知命、知礼立足于生命和礼法,知虽在先却又须落实于＂为＂、＂立＂君子的实践;知言的从知言到知人是双重的重知,但同时又有自身的行的问题。＂三知＂之间有特色和作用的不同,但在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基础上可以统一起来。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     

谈谈先秦时代的“礼乐”制度

《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段话,首先说明了“礼”起源于上古时代日常生活的饮食之间,并没有什么神秘;其次,说明了即使在“汗尊而抔饮”的简陋阶段,也是“蒉桴而土鼓”礼与乐是相并而行的;最后,它还说明了举行礼和乐的目的,是为了“致其敬于鬼神”。因此,礼乐的起源,一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分不开,是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另一     

论训诂与句读

论训诂与句读任远标点古书的最基本要求，“首先应该做到标点后的字句都能讲得通，其次应该做到标点后每一句话的内容都符合情理，最后还应该做到标点后的语法和语音现象都和古代汉语相符合。”［１］上述“首先”“其次”“最后”三点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做到这三点，...     

荀学的理智主义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和哲学家。他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观和“明分使群”的社会观,政治上重礼容法,经济上主张“富国裕民”。他第一次提出了崭新的人性思想,认为“人性是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否定了孟子的先天性善论。他还提出“虚壹而静”的求知方法,创立了正名论的逻辑学说。荀子在学术上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正在于他是一个理智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荀学的主要特征是理智主义。     

荀子的天人观及其生态美学价值

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即从批判"蔽于天而不知人"到"明于天人之分",进而"制天命而用之",最终归旨于"君子者,天地之参"。荀子对先秦诸子的天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并融合创新,为中国自然观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奠定理论基础。荀子天人观的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以时禁发"、"强本节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荀子独特而又辩证的生态思想和实践操作理念对于当下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心、吏心小议

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其《李觏集》中有言：“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 则政平矣;民知 吏心则信,信则 吏行矣。”为官 理政,一方面要 体察“民心”,另 一方面要使老 百姓理解“吏 心”。当官的必 须首先理解“民 心”,老百姓才 会理解“吏心”。 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干群关系 的良性互动,从 而吏明政平,民 信令行。 对于“官” 与“民”的关系, 在古今中外的 诸多典籍中已 论述得相当清 楚。如贾谊鉴于 亡秦教训提出： “闻之于政也,民 无不为命也。国 以为命,君以为 命,吏以为 命……闻之于 政也,民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