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中“人类学研究”与“质的研究”之比较

在我国教育研究中,＂人类学研究＂与＂质的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从研究传统、理论来源、研究现状等角度进行比较,两者有较大的区别。难以否认的是,我国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与质的研究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身处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旨趣的研究者之间不断地相互对话,借鉴彼此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相到渗透,呈现出交叉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     

首届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综述

首届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着重探讨地方社会在今天全球化冲击与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多元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民族之当代人类生态问题,同时前往台湾邵族与赛德克族村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旨在从相关议题的讨论与实地田野中,达成海峡两岸一次自由且极具针对性的交流与对话,并在对共同关注的议题的深入探讨中,推动中国人类学持续性发展.     

论人类学的文化撰写

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描述那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文化撰写经历了纪实性的文化表述、阐释意义的“深度描述”到对话/多声道的文化创作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族志发展的历史阶段,探讨人类学理论对于人类学文化撰写的关注和影响。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地方性知识是指各民族的民间传统知识,其使用范围要受到地域的限制。通常的科学研究虽然也会接触到地方性知识,但是很少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文化人类学及其当代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则不然,它不仅高度关注各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知识,而且致力于发掘、整理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去开展生态维护。这样的研究取向容易引起世人的误解与责难,也因此造成了地方性知识保护与利用的困难。为此,文章列举我国各民族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事例,说明它们在生态维护中的特殊价值,借以重申生态人类学关注地方性知识的深层考虑。     

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源流与特点

为研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与特点,通过对博厄斯及其弟子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的论述,发现美国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美国人类学发展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引发了民族志表述危机。     

经济人类学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一实体论战,典型地体现了基于形式、经济等根本概念的歧义性理解而带来的隔阂与局限.回顾经济人类学的历程却表明;虽然呈现为不同的学派,但正是不同理论模型与分析工具之间的互渗互用、交错融合才形成了这门学科.形式分析模型在不同理论模型中的适应性改造运用更强调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必然要求基于充分对话与交流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重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典范影响下产生了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研究者对于国家角色的高度关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所面对的是多元文化与政治间的交会、交融与对话,这构成了西南少数民族所处的真实的文化与历史情境脉络.因此,研究此区域的人类学者对于国家影响的关注,应该同时具有跨文化与跨文明的视野,将研究扩展至汉以外的文明与宗教体系.     

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将基于对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的辨析,来就具体地方的灾难应对实践经验进行精准化的总结。坚持整体性的框架分析、过程论的动态考察,以及地方性视角的呈现和转述,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     

从丧葬习俗看藏族地方社会的历史及文化——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山岩树葬为例

丧葬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丧葬现象来解析地方文化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一种研究视角,是人类学整体观的灵活应用。通过对山岩树葬文化的调查与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解读当地的历史及文化现象。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检视与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危机管理需要不同政府或行政机构之间的配合,当危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把私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形成行政单位中跨组织、地理空间上跨区域和优势互补上跨部门的制度化"跨界治理网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如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积极探索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方式,但在总体上而言,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模式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今后的危机管理中,如何建立网络化的跨界治理模式与机制,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值得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思考

随着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全球性的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和监督管理逐渐显现出来。当前,一些地方投、融资的平台运作很不规范,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已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由此引发了各界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关注,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从综合治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梳理,甄别不同债务,分别进行监督管理,并从体制、机制上建立一套     

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

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大家从各自学科理论思路和概念框架出发，作出了诸多探索和尝试。2000年生态科学家提出了“人类纪”，马克思主义环境学家提出了“资本纪”，后现代女权主义学者则发展出“克苏鲁纪”（Chthulucene）。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多物种民族志应运而生，成为人类学对这场危机的有力回应。多物种民族志的提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型的并行，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提出崭新的“合作”概念。它以自己鲜明的学科特色再现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跨界共生的状态，具有网络式铺陈、情景化联结和开放与希望并举三个显著的特征，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学最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前沿。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谈谈“对话”理论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从马丁·布伯和巴赫金论起

现代对话理论源自马丁·布伯的相遇哲学,后由巴赫金明确提出,并上升为一种理论。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对"对话"理论日益关注。文学理论研究既渴求通过对话理论解决自身危机,同时也不断从中汲取着很多富有活力的资源。通过对布伯与巴赫金两人对话思想与理论的分析,以探究"对话"思想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     

文化对话与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对２０世纪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发展脉络的历史回顾，提出在文化对话的广阔背景上建立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以期为未来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确认中远期目标。从文化人类学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双重影响着眼，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的必由之路，作为加强文化交往与沟通、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心理障碍、确立文化相对论平等对话观的有效途径，已日益变得明确和必要。随着后殖民时代多元对话的展开，文学研究本身获得了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整合的新使命     

反思回访与再研究:历史、场景与理论

从林德回访中镇、弗思回访提科皮亚、哈钦森再研究努尔人到弗里曼重访萨摩亚、韦纳重访特里布罗恩德岛以及刘易斯重访特波茨兰村,文章在回顾西方民族志中这些有关回访与再研究的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回访与再研究的区别,揭示了其中对于历史、场景和理论的关注对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反思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即如何在理解他者(包括学术先行者和同一时空坐落中的当地人)所处的历史、场景和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与交流,从而深化田野工作,领会人类学的人文特色,发掘出新的见解。     

马克思与人类学：一个历史的考察

马克思与人类学的不解之缘产生于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懈追求。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何取代或者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动力学问题始终是他核心关怀。为此，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关注与人类学有关的文献，到了晚年则潜心投入阅读当时的人类学著作。本研究的前半部分聚焦人类学对马克思的意义，后半部分讨论马克思对西方人类学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通过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概念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作为工具性概念使用而得以体现。     

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方式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书写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在人类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在实验民族志中,表述危机下的种种表征方式、文化批评中彰显的民族志价值,恰恰说明了实验民族志在不断践履民族志实践,而这种实践给民族志发展,乃至人类学学科及人类学一般知识发展的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观自在者:现象学音像民族志

人类学"再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是胡塞尔现象学对实证科学的批判延伸出来的一个具体领域,人类学再现"转危为机"的根本路径是返回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他对整个实证科学的批判脉络里寻找重新点燃人类学生机与活力的哲学支点——观自在者。观自在者可区分为"学理观自在者"和"文化观自在者"两个层次,通过"现象学悬搁"(phenomenological epoché),我们即可超越"实证人类学",抵达学理观自在者。通向文化观自在者必须回到人类学自身的根基——民族志,并对民族志进行"版本升级",升级为兼容实证人类学的"现象学民族志"。现象学民族志的终极指向是文化观自在者。按现象学民族志理路,我们依然承袭实证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路径,即参与观察、访谈对话等,但我们的期待不再是田野对象的客观性再现的终极版本,而是在此田野工作过程中随着"自我·我思"(ego cogito)如其所是的展开,启迪参与者,探寻跃入文化观自在者境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