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白狼歌”族称研究质疑

《后汉书·西南夷传》和《东观汉记》上记录的《白狼歌》,在民族历史和藏缅语研究等方面有重要价值,已是人所共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中外学者如丁文江(1920、1936)、王静如(1932)、闻宥(1936)、马长寿(1940)、董作宾(1940—1941)、丁骑(1942)、方国瑜(1944)、F.W.Thomas(1948)、PaulK.Benedict(1972)、W.South Coblin(1974、1979)、陈宗祥、邓文峰(1979、1981)、马学良(1980、1981)、西田龙雄(1980)等前后共有十余家对《白狼歌》的族称、语言和历史等问题进行研讨,     

融入华夏:东汉时期汉匈关系中的“南单于故事”探微

"南单于故事"是光武帝时期形成的东汉处理与南匈奴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产生于东汉实力强于南匈奴的背景,明确了东汉承担的经济和军事等义务,南匈奴承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义务,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不对等性等特征。"南单于故事"意味着匈奴的地位从西汉初年平等的兄弟变为宣帝时享受特殊礼遇的藩臣之后,再变为臣子,标志着汉匈关系演变的新阶段,是两汉时期汉匈关系史上的最后一种模式。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南匈奴融入东汉,南匈奴的历史成为东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南匈奴也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汉诸子引《诗》特征探微

东汉诸子在引《诗》时采用了"引用《诗》句""引用《诗》题""借用《诗》句""化用《诗》典"四种方法,并以前两种为主,体现出明显的宗经倾向,后两种方法虽然使用较少,但也体现出东汉诸子"主体性"增强的通变特征.在引《诗》篇章分布方面,东汉诸子引《诗》偏重《雅》《颂》,表现了重"陈义""述德"、轻"言情"的用诗功能.在引《诗》用意方面,东汉诸子引《诗》以礼仪制度、名物训诂和道德修养为主,体现了以《诗》为教的宗经倾向,亦反映了汉学重训诂的治经特色,此外对于思想观念、政论、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体现"多元化"的通变特征.上述三方面的引《诗》特点,体现东汉诸子宗经,但又通变,且呈现"主体性""多元化"的特质,这与"新子学"的精神与原则相一致.     

东汉外戚的作用

东汉外戚的权势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他们仗恃淑房之宠、技庭之亲内干机密，出纳王命，典领军队，卫国安邦，对东汉政治的兴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代西南夷之"徙"及其去向

"徙"在<史记>、<汉书>中乃是作为西汉"西南夷"地区一个较重要的部族存在.但在记载东汉、魏晋"西南夷"史实的<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对"徙"这支人群却并无记载.目前学界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的"斯叟"与"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斯叟"为"徙之遗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关于"徙"的记载的梳理,着重探讨了"徙"与"斯叟"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叟"为"徙之遗种"的认识缺乏史实依据,同时对"徙"这支人群的去向及这一认识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

夜郎是我国古代秦汉以来在西南夷历史中的一个待解之谜,<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和司马迁其他有关夜郎的记述,都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夜郎的建国年代记载最早的有力证据,也是可信度最强的关键性史料依据之一.     

浅谈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地区的根本原因

在两汉边疆思想中对西南夷地区存在着"无用"和"国本"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之争几乎贯穿了两汉的始终。由于交通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西南夷地区一直被汉王朝视其为"无用之地",而在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并由此奠定了我国疆域基础。通过对汉武帝时期西南夷的基本概况及当时的边疆观的介绍,以及对该时期许多史实的论述,分析了汉武帝当时开拓西南夷地区的根本原因,即西南夷地区的开拓是为征讨南越寻找便捷通道,以及寻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线,而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     

东汉南阳人才的作用

南阳人才在东汉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南阳人凭借他们渊博的学识、杰出的才能和优越的政治地位，对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对东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促进了东汉一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而且一直影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兴”说的缘起与东汉士大夫的“中兴”理想

"中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常见的政治术语。然而,"中兴"一词,却是一个出现甚晚的语汇。大约在西汉的宣、成时期,"中兴"一词才始见于记载。而"中兴"说的盛行,则出现在王莽篡汉至光武立国这一时期,"光武中兴"更成为东汉开国的典型叙述模式。至东汉和帝、安帝以后,"中兴"的内涵较以往更为丰满,"中兴"成为士大夫迫切渴望政治改革与王朝善政的政治理想,时人的奏议中,也常引"中兴"以批评时政、规范帝王。     

杨孚《异物志》之物类记述及其影响

东汉求异之风盛行,博学洽闻逐渐成为学者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此种情势下,杨孚之《异物志》成为中国古代地志中异物志著述的先河之作,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启了汉唐间地志中异物记述的繁盛局面。同为写物作品,《异物志》体现出与东汉咏物赋不同的创作形式和手法,且对东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物类写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先秦及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彝族服饰地理研究

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彝族服饰的历史地理研究几乎空白。川西南安宁河流域以滇为中心的靡莫之属和以邛都为中心的农耕民族头饰皆"椎髻"。以游牧为主的氐羌族群""、"昆明"头饰皆辫发(编发)。滇池地区滇人男女均穿对襟无领外衣。哀牢人有"文身"习俗,"衣皆着尾"。人"穿长裤,老人多喜蓄长须,佩长剑,盘发于脑后为长形髻"。白狼人披发左衽。估计"牛"羌服饰与"白狼"服饰基本相同。叟人服饰特征主要是"英雄结",披毡、赤足。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经济状况等因素都对服饰有一定影响。彝族服饰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纵情享乐的文化背景与踌躇徘徊的思想渊源——中英“及时行乐诗”之比较研究

中国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中和英国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反映及时行乐思想的诗歌皆创作于历史大变革时代,都体现出人性的觉醒,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但<古诗十九首>反映"群体人本精神",体现的是儒家经学理想同现实的矛盾;而英诗反映"个体人本精神",体现的是人文与清教的冲突.     

试论东汉班昭的妇女价值观

东汉前期儒学的空前兴盛,班氏世代业儒的家学及贵族官僚家庭的严格家训,为班昭学业的取养和她人生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客观条件;她中年以后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使她的利害得失与统治者的政治命运紧密关连,与统治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因而,她全然认同了践踏女性人格、权益的封建纲常礼教,而编拟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贯彻这种礼教的"妇德"教材--<女诫>,客观上为封建礼教的传播推波助澜,给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命运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三国政治对抗中的地域文化观略论

随着东汉王室衰落以及魏蜀吴三国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原乱局波及华夏边缘区域,在"争正统"的形势下,华夷之辨等文化观念亦在政治活动中有明显体现,本文拟对此做一简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