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新时期铁人”精神的时代特征

王启民成为“新时期铁人”，其典型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王启民不仅继承了老“铁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同时，更使其有了新的发展。王启民这个典型产生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经济形势、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思想观念，在他身上都有深刻体现。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王启民“新时期铁人”精神的时代特征．一、改革开放，二次创业，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代特征新老铁人分别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担负的责任也不相同。6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颇为紧张，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们采取了经济封锁和技术封锁；国内连续…     

西学"存在论"与中学"本体论"

Ontology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可称为西学“存在论”,“本体”则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关“本体”的思想即是中学的“本体论”。以“本体论”译Ontology并不确切,但不能由于约定俗成的译名的不确切而否定中学“本体论”思想的存在。西方传统Ontology作为“是论”与中学精神比较隔膜,而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换,则为西学“存在论”和中学“本体论”的深层次比较提供了契机。     

“国民文学”的性别内涵及文学史价值——以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为中心

“国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界出于对新文学的反思,发起对“国民文学”的争论,重点在于对其范畴与内涵的辨析,性别内涵始终未得到重视。“国民思想”是“国民文学”的基础,酝酿生成于近代留学生群体,经历了反清爱国、科学救国、服务国家几个阶段。文章以1920年前后归国的早期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女学生胡彬夏、陈衡哲、刘王立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为对象,从辛亥革命前、民初至五四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时发展中探讨知识女性的国民意识、家国责任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嬗变,总结和评价性别内涵在“国民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文学史价值。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梁式自由主义”观

在日译西学的影响下,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性的思想自由、独立性的人格自由和超越性的理想“真自由”观点.具体言之,就是为了冲决网罗、解放思想而倡导与“心奴”相对的思想(意志)自由,为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而争取与“身奴”相对的且与进化论相伴随的如独立、自治等权利自由,而且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以“良知”和“服从”为内容的“完全文明真自由”,这是“梁式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与时俱进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呈现出梁启超现实的与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在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汇中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     

误将宽容做容忍

“修辞立其诚”。 这是儒家对于立名的态度。这种慎重，曾经深深影响过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学人。西学译介第一人侯官严复，在译名问题上，就有过“一名之立，数月踯躅”的感叹，真可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态度，自然不仅是因为译事之难，更是一种对学术人生的敬慎与谨严操守。     

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论大庆精神的新内涵与科学发展观的逻辑统一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关于新时期深入学习和弘扬大庆精神的决定》中对大庆精神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发展、创新、创业、科学、人本”为大庆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大庆精神基本内涵与新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大庆精神和科学发展观是逻辑统一的。     

《时务报》华夷风气会通之始

《时务报》以译报作为开通风气的主要阵地,采用说夷指华的策略来报道异国,塑造了模式化、理想化的异国君臣形象。作为近代中人西译的成功尝试,译报体现了维新志士采西学的自主精神和主体价值。     

五四运动与梁启超的现代政治理念

被梁启超称为国民运动“标本”的五四运动给他本人许多新的启发。在早年“新民 说”的基础上，他进而阐明：决定国家命运的国民，必须提高其本身的素质才能获得创造历史的真 正资格；而国民素质的提高，又必须借助于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只是其中的一种。在缺乏民主传统 的国度中，应该开展文化运动和教育运动，以便创造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社会性与个性协调发 展的现实条件，使得解放人的目标圆满实现。     

大庆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探析

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继承和弘扬大庆精神。大庆精神经过中央和黑龙江省委的概括和凝练，有自己确定的内涵。中央的概括表现为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即“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新内涵，即“发展、创新、创业、科学、人本”。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和新内涵其实质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论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涵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由近代梁启超“新民德”、“启民智”的“新民”主张，到五四时期鲁迅唤醒国民的呐喊，都贯穿着启蒙的文学母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战争历程，同时也掀起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高潮。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前，唤起全民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已为抗战文学所急需。广大文艺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要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唯有最普遍地激励人民的敌汽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抗敌报国的精神潜力。因此，在文学的商业关系被打破，消遣文学衰落的抗战时…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以雷铁崖为中心

清末民初雷铁崖揭露批判封建伪道德杀人祸国,伪道德导致清末民众公德沦丧、私德扭曲,吏无官德、士无人格及民国初期道德愈坏、邪恶肆虐,理论上主张斟酌时宜,变通旧说,创"适合国民心理之学说","尽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内涵上以爱国为核心,提倡国与民、家、地方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崇尚近代理想人格;在具体规范上继承与吸收中外积极美德;方法上主张立志、修身与践履结合,磨厉志士精神,刻苦其志气,早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试论现代新儒家与泛心学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近代哲学的开启是在西学东进中完成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宣告了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失败。所谓“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新儒家正是从这一传统破裂的境遇中发端的。 大体上,现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无论其阵营内部的传承关系如何复杂,大多自认是接着宋明道学讲下来的。依据冯友兰先生的划分,宗奉程朱的理学与弘扬陆王的心学是其两个不同的路向。正是在“五四”的反传统运动与西学的刺激下,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现代新儒家急于寻找一种既是“吾家旧物”、又可抗衡西学的武器。思孟、陆王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