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地方性经营战略(下)

项目评估 估计公司对政府政策的变化作出如何反应时,需要了解公司和政府如何衡量一个项目的价值。 公司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价值。其收益是按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来计算的。当人们认为某项目可能产生的收益大于整个企业按风险调整的资本成本时,他们就会投资。项目的风险越大,人们要求获得的收益就越高。公司的估计被称为     

论经营者控制权激励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拥有控制权能够使经营者获得各种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损失所具有的不可补偿性使得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具有对控制权收益攫取和维护的激励,因而在财务决策中更多地体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非股东价值最大化,反映在企业投资领域就是各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     

基于收益率与风险视角的开放式基金投资者行为研究

基金投资者选择行为是否理性对基金经理人策略的执行与基金市场的稳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发现基金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行为与基金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基金收益率并没有剔除基金风险的影响,通过构建基金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因子与特质性风险因子,发现基金投资者对基金风险并不敏感,为经理人的冒险行为带来激励效应。通过构建基金净申购和净赎回资产组合,发现基金净赎回组合的风险调整收益率要高于净申购组合,总体而言,基金投资者行为并没有为自己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约束效应的实证研究

现代企业中自由现金流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经理人有机会和动机将资源投入到那些能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但损害公司价值的投资项目,如果公司治理机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应,企业将面临过度投资风险.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加之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倾向十分明显.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并没有使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减少,高额的经理人薪酬也未缓解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状况,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起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总体而言,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对"过度投资"发挥"实质性"约束作用.     

我国基金风格投资的积极风险补偿研究

面对风格迥异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如何权衡风险与收益从而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是投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2至2008年沪深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为样本,分别采用Sharpe与Fama-French三因素等模型对基金风格、积极风险和投资绩效进行归类和估计,结果表明:(1)风格越是偏向小盘、成长,基金的积极风险越大,但此类风格的股票基金对积极风险的补偿比率却相对较低,而偏向大、中盘价值或成长风格的股票基金却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积极风险补偿;(2)与无风格的股票基金相比,严格执行风格投资的股票基金可获得更高的积极风险补偿,这说明风格投资能够为投资者创造额外收益.     

基金经理的运气、技能与业绩表现——基于bootstrap模拟的研究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凭借经理的投资技能而非运气获得超额收益的基金,运用bootstrap模拟构造出不存在超额收益、仅受运气影响的情形下样本基金α值的分布,通过将模拟结果与实际值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确实有一部分基金是靠经理高超的技能而非运气好获得超额收益的,同时也有部分基金是因为经理的技能不佳导致业绩落后于市场。这一发现不同于众多进行业绩持续性检验的研究结论,不支持市场半强式有效。     

股票期权制度下的经理行为分析

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的实质是给予经理人较低的即期货币收入 ,同时赋予较高的未来预期收益 ,使他们处于一定的不确定环境中 ,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一定的条件下 ,这种制度还能鼓励经理人对创新项目的投资倾向 ,更多地关注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上海证券市场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不同风险资产进行组合后,在保证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降低组合的风险。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近五年来的市场表现为例,分析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投资组合存在适度组合规模,组合规模过大会出现过度组合的问题;组合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但在提高组合收益上效果并不明显。     

2011年一季度策略报告

2011年，高净值人士会重新具有风险偏好，他们的资产配置中的股票投资和可替代投资将会上升，固定收益将会稳定。     

房地产投资风险非预期损失量化及控制研究

针对房地产企业非预期损失及其控制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房地产企业经风险调整后的赊销收益（Risk-Adiusted Return on Investment，RARI）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进而得到房地产企业为防备由投资风险引发的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UL）应备留的“投资风险资本”（Capitalat...     

不确定性与监督成本对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影响

分成制是最为常见的经理人激励制度,通过构建经理人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不确定性和监督成本的增加将会降低分成制对经理人的激励作用.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专业化分工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监督成本的提高,分成制对经理人激励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而基于最终剩余索取权的报酬制度通过先支付股东满意收益后的超额利润对经理人进行激励,改变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序列,将能够使风险与收益相统一,对经理人实施有效激励.     

具有交易成本的证券组合的最优投资策略分析

本文在分析传统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给出对证券种类的选择原则,建立了证券组合模型,得出了“限定风险”型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策略,“限定收益”型投资者的等风险分配原则及其调整方案,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策略,并通过实例进行了说明。     

机构持股、投资决策与高管薪酬——基于经理人职业声誉模型的理论分析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然而传统观点认为增加机构持股比例会抑制公司投资、降低高管薪酬,这与近期实证研究发现的证据存在矛盾。为此构建了基于经理人职业声誉顾虑的理论模型,试图为相关实证结果提供合理的解释。研究表明,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增强机构投资者监督、了解经理人经营能力的意愿,从而确保高能力经理人不会因偶然投资失败而面临声誉风险,这就增大了高能力经理人为公司投资创利的可能性,同时也使经理人能够获得与自身经营能力相适应的薪酬回报。     

投资中心业绩评价与考核指标的改进

投资收益率和剩余收益指标,是我国企业对投资中心进行业绩考评最常用的指标,它们虽然反映了收益与投资额的关系,但是却忽视了风险因素.有必要改进投资中心业绩评价与考核指标,按不同的风险程度加以调整.     

城市转型下固定资产投资优化探究--以淮北市为例

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本文分析近年来淮北市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资金来源的变化，认为存在投资收益低、投资渠道固化、资源浪费和债务风险、不利于城市转型和精致淮北建设等问题，建议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收益、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拓宽投资渠道、完善投资决策机制。     

工薪阶层应怎样投资收藏纪念币

投资收藏纪念币投入低、风险小、收益高,工薪阶层不需要很丰富的专业收藏知识,就可获得可观的收益,但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坚持长线投资。纪念币的增值趋势虽不是一路上扬,但一直呈波浪式稳步攀升的势头。比如1994年发行的某纪念币当时市场价为120元（全册）,1997年时其市场价增长到了2750元。     

基于高阶矩的基金绩效考核模型

目前我国常用的三大经典基金绩效考核模型都是以均值-方差CAPM模型为基础,而均值-方差CAPM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通过在传统CAPM模型中加入零成本的负协偏度投资组合和零成本的正协峰度投资组合作为高阶矩风险溢价可重新解释基金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众多基金的投资组合中都存在负协偏度风险,基于高阶矩的考核模型优于基于传统CAPM的考核模型.     

绿色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与基金业绩评价

基于2015—2019年中国股票型、偏股混合型绿色基金日收益率数据，采用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和调整后的风格择时五因子模型，探究不同检验期内绿色基金的投资风格漂移及基金经理的选股择时能力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基金存在投资风格漂移现象；风格漂移在短期和中期会给基金业绩带来负面影响；绿色基金整体上并未获得基于绿色理念的超额收益；基金经理的盈利择时能力仅在长期对基金业绩影响最为显著，市值择时能力、账面市值比择时能力、投资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对绿色基金业绩的影响甚微。     

我国封闭式基金的管理能力评价

2007年以后,封闭式基金投资再次引起我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选取在市的19只传统型封闭式基金,从收益率、绩效、证券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表明:近年来,传统封闭式基金的绝对收益率均不高于市场的盈利能力;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率高于市场水平,源于其投资风格的保守性;绝大多数基金未表现出显著的证券选择能力和市场时机选择能力,且其选择能力在各年没有显著差异。     

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测量与中国海外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任何一个投资目的地的风险中必然包含了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同时 ,地理或经济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还共同受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总体风险可分解为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研究发现 :总体风险方面 ,发达国家平均总风险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全球系统性风险方面 ,欧洲国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开放度高的小型经济体国家受全球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作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目的地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受区域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可适当增加对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南美国家的投资 ,分散区域系统性风险 ;非洲国家非系统性风险占比最高 ,而欧洲国家的非系统性风险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