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文化决定论思想

毛泽东继承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精神作用的传统观念 ,接受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 ,形成了精神文化决定论的思想特点。他提倡“开民智”说和“立志”说。他认为可以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 ,树立“真志” ,达到“新民”的目的 ,新民产生了 ,就可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这种思想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涤荡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的时代要求 ,然而 ,它仍旧是头脚倒立的唯心史观     

“说文四大家”辨疑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     

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评介

一 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是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汇报演出”

如果把“学术史研究”定义为“研究之研究”或“学术研究的学术研宄”，梁启超、钱穆先生民国时期先后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为熟悉的鸿篇巨制。以著作的形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学术史研究通常仰仗的“路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术史研究蔚然成风，情形尤其如此。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三国演义》作者籍贯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由于传世材料的匮乏与抵牾舛错，罗贯中的籍贯至今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明清以来，主要有五种说法“太原”说；“东原”说；“钱塘”说；“慈溪”说；“庐陵”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鸣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作为基础研究，探讨籍贯问题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决此悬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站在世纪之交，对该课题的学术进程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层累说”起源新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据《顾颉刚日记》所示,顾颉刚是在得到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启发后,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伊始便建构了"层累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从历史本体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认识论层面,"层累说"均能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这一学术关联的发见,意义非同小可。它提示"顾学"研究者不仅要对顾颉刚所言进行一番"辨伪的工作",还应该充分重视梁启超对《古史辨》的学术影响。     

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出版

本书为梁启超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合刊本。在这两部著作中,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变化的崖略,学术流派、人物和著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与治学方法,纵横论列,广征博引,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文字学、音韵学、老据学、史学、方志学、谱牒学、地理学、乐曲学、历     

论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思想“说”的研究

推理是墨家逻辑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说"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梁启超用西方逻辑知识,较为明晰地对"说"加以界定,揭示"说"推理的依据,探讨了"说"的具体形式,让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墨家逻辑的推理思想,体现了墨家思想的逻辑价值。     

“兴寄”与唐诗艺术修辞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从分析唐诗的修辞手法入手,研究“比兴”手法与诗歌修辞的关系,进一步解读“兴寄”说对诗歌修辞艺术的影响和作用。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20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

“文笔”说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如何就“文笔”说研究,阐发出六朝文学的嬗变大势及其所以如此之故,乃学者们研究的初衷所在。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笔”的义界,“文”、“笔”分目的历史、缘由,“文笔”说的理论意义与美学价值等方面展开的。学界对六朝“文笔”说的认识已渐趋全面。     

格吸收理论下“被”字句句法结构形成方式的探讨简

汉语里对“被”字句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被”字句又叫做被动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有表示被动的句子。有的研究者对“被”的研究提出了“动词说”和“介词说”,有的研究者将这两种学说合二为一,提出了“双重地位说”。古代汉语中,“被”字被解释为介词,而动词说认为“被”是动词或动词词类。而这一“双重地位说”本身就是存在漏洞的,通过例句分析,可以得出句子虽合乎语法,但并不符合句法。本文将通过“格的吸收”理论。分析“被”字句形成原因。     

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