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公民社会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回应优势分析

针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心的理论问题,采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以回应公众诉求为己任,但两者回应的机制不同,非政府组织以其回应的灵活性、高效性、精准性、积聚性、内在动力性优势在不同层面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回应社会公共需求或提供准公共物品,一方面可以壮大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鉴照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进而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和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     

协同语境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双赢策略

复杂的社会管理要求政府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社会的各项活动,以互动的方式,将分化的各利益集团引入可控的体制轨道之中,最终改变多元利益集团因自由竞争而导致的无序状态。目前,公民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等,都为协同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实施适时地提供了契机。我们应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努力探求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举措——建立协同基础、优化协同环境、构建协同模式、实现协同运行的平衡等,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法律思考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必须加快政府转型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制化进程,增强政府议程与公共政策备选方案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加强基层自治组织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公民监督社会管理行为的法律程序,依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遍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亟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理论视角

我国社会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这一转换的必然要求.公民社会既主张多元特殊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又赞同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既主张公民社会平衡、制约国家权力,又赞同与国家密切合作,赋予政府权威以必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催生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公共管理创新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公共管理创新的方式和途径,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价值取向、社会资本范式与公共管理范式的结构性关联、我国公共管理创新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性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公共管理创新应选择的社会资本路径主要包括:采取城乡分治、区别对待的思路推进公共管理的改革创新;在法制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力量;鼓励和引导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新闻媒介不能承受之重——“《新闻联播》换主持”成为新闻的媒介生态学思考

2005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启用了两位新主持人,一时成为了新闻焦点。在对新闻联播成为新闻这一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介过去背负着政治的重压,现在又落入惟市场论的怪圈。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告诉我们:媒介也拥有鲜活的生命。而我们的政府、公众,甚至是媒介自身最缺乏的正是这种生命意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构筑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这同样需要媒介、政府、公众的共同努力。     

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的个案研究

作为官办NGO的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在调解消费纠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开辟了一套高效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效能,而且还进一步融洽了社会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消协”为样本的官办NGO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发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协调功能,是任何政府机关和纯民间组织均无法替代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积极创设其良性运行的条件。     

信息化条件下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由于政府与公众之间长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状况,公众必然要求政府积极回应公众对公共管理信息知情权的强烈诉求。因此确立公众与政府之间共同享有信息的基本原则,确保信息渠道的开放性、内容的真实性、传达的及时性,体现公平、实现互动、反映民意,就成为当前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关键在于,政府要立足于服务,通过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确保决策的民主科学,使政府的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与社会信息呈对称的结构模式。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异化、冲击与引导

新媒体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社会语境和媒介生态,媒介的融合诱发了社会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因而呈现出多种异化与畸变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管理范畴的重要课题。因此,需要通过议程设置重构、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加强网络社交管理、规制政府行为失范、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等途径,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促进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得以健康稳定、和谐有序地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和谐社会中政府角色定位在一般政府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应有新的界定。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并对其他供给主体的供给行为具有一定的责任;政府是包含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益在内的社会公正的维护者;政府更需要是生态平衡的保障者;在治理模式上,政府是德法并重的治理者;管理对象的系统性要求政府还应该是和谐管理的践行者。     

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研究

完善的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着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性和机制的缺乏等问题,这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极不相符。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多发凸显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性。对此,应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对社会管理的领导;政府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充分发展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等途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网络环境下现代社会冲突的特点及化解策略

网络连接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它是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并越来越成为民众的诉求渠道。它可以引爆或加剧社会冲突,也可以化解或缓和社会冲突。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冲突事件的组织性增强,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难度加大。要化解网络环境下的现代社会冲突,政府必须重视民生,建立通畅的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网络舆情的处置力和引导力,树立政府网络舆论的权威性。     

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其特征主要有：多是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一般发生在官与民和利益集团之间；演变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危险性高；有泛化的发展趋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思想心理上的，也有社会现实的因素，但更多的源于社会现实。政府应通过倡导和谐理念，提高公信力，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等，来化解这类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代中国学术期刊的文化生态批判

学术期刊的文化生态与学术共同体的生态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当前学术共同体浮躁和不端的现状已引发了学术期刊文化生态的危机。作为"守门人"的期刊编辑,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深深地感到对学术期刊文化生态失衡抗争的无奈。学术期刊文化生态的净化必须依赖学术共同体的生态治理,因此要改进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完善法律和学术规范,加大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力度,提高违法违纪学术不良行为的成本。能否借鉴我国道路交通管理那样设立一个有作为的学术行为"交警部门"来管理学术共同体,优化学术期刊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