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浪漫的统一——秦汉审美文化的重要特征

秦汉审美文化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以外向和谐的壮丽为总体时代特色的古典主义。它表现在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就是现实与浪漫的统一。从静态构成看，这种统一体现在秦汉各个时期的各种艺术样式之中。从动态发展说，这种统一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有所不同，呈现出由秦代重现实，到西汉重浪漫，再到东汉重现实的重心转移。受当时审美关系侧重客体、追求外在对象的外向和谐特点的制约，这种统一更侧重现实、客体、再现、写实，即使以抒情、写意为本质特征的文艺样式也是如此。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岁寒堂诗话》“韵”、“味”诗说的美学意义

南宋《岁寒堂诗话》“韵”、“味”诗学审美范畴的品质与关系有着丰富性和复杂性。二者与气、格、意、情之间联系紧密又相从相生，以此为基点，我们得到了这部诗话新的的美学意义：诗话明确了诗味追求的途径，对宋诗学格韵理论进行了新的实践，同时用“中的”理论正确指导创作，扭转了批评时风。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情与“味”——我国古代诗论学习札记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常见到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概念,如风、骨、神、气、体、味等等,不一而足。这类概念抽象概括,含义丰富深刻。本文仅就我国古代诗论中屡见不鲜的“味”字,略陈浅见。“味”与艺术发生关系始见于《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听了     

论中国食品艺术之本体与存在

中国食品艺术通过食艺的调适完成对自然的转换、聚合与超离,并以现实化的感性存在凸显社会性的文化与生活姿韵。中国食品艺术的主体化原则,在味形式化过程得到充分呈显,艺术审美旨趣渗现于“食味”制作、享受与沟通,充分确证了中国食品艺术的独特存在与价值。     

浅谈蒙古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以LOGO设计为例

民族审美文化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主要是指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现象。蒙古族的审美文化资源博大丰厚，它深系着蒙古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时兼具历史传统与地域特质的双重性。对民族艺术“自足性”的辩证观点将有利于关于民族艺术未来的探索，既不能简单地实现“与世界接轨”，也不能单纯地在“保护”中“返璞归真”。民族艺术的出路在于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审美文化资源并以博大的胸襟吸收世界文化营养，创造具有新的民族个性和现代气派的民族艺术。     

论艺术与审美文化的关系

长期以来,艺术与美学合流,把艺术的本质看作美的,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契机。艺术是文化的核心,也是审美的核心。本文从艺术出发,论述了艺术与审美文化的关系。人是一种艺术的动物,艺术是人创造本性的表现,艺术的审美特征是时间中的存在性决定的,艺术本质上是生命中的幻想性表现。     

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传统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具有非常显著的民族传统,它们主要表现为:文艺和实用、功利的结合和发愤着书的精神;“无声之乐”的创作理想和审美境界;“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原则;“无法之法”的艺术表现方法;“味外之味”的艺术鉴赏的标准。     

“光晕”说的缘起与媒体艺术的审美转向

从“光晕”说的视角对媒体艺术的审美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审美方式.传统物理媒体表现为观众“在场”欣赏艺术作品物料“光晕”的唯一性、原创性；机械复制时代则表现为观众“非在场”体验艺术复制品的展示性；而数字媒体艺术多以“在场”与“非在场”,动态与非动态,仿像与拟像、拟真的“沉浸”式体验为特征,或表现为“场”与“场”之间的“遥在”式混合现实体验.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媒体艺术的审美方式已发生颠覆性转向.     

藏民族装饰图案艺术

藏民族装饰图案艺术受民族宗教信仰、生活民俗影响,具有显著的民族“属性”。同时,根据藏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其文化内容和审美特征又蕴涵了中华传统母文化的“共性”。通过分析藏民族装饰图案的取材内容、艺术表现方式,从图案的起源、图案的寓意等角度,阐释西藏民族装饰图案审美的“属性”和“共性”。     

戏剧“假定性”艺术张力的阐释批评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戏剧舞台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人物、时空、情境。“假定”可谓是戏剧艺术的本质属性。它的艺术张力则主要表现在其作为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关系中所居有的特殊结构．而戏剧“假定性”艺术的接受障碍则主要表现为：知识障碍和审美障碍。     

消费文化语境下历史剧的创新发展——从第十三届文华奖获奖戏曲说起

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当代历史剧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审美表达方式,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章以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奖的历史剧为例,分析消费文化语境下当代历史剧的审美表达和发展方向.     

审美形式：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

文学本性认识的核心在“关系”,这种“关系”的初始内涵需要回到现代起始理论“表现说”下的“审美形式”思想中去考察。审美形式创造并非作家心灵的纯然表现,而体现为一种“反思性直觉”的创造方式,它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内涵。审美在性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主体性”、“关系性”、“话语性”构成了审美形式认识的三个层次,而“关系性”既是审美形式的主体性和话语性中介,也是审美形式认识的核心。     

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本文从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和女性艺术笔触入手,对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世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文章指出凌作反映了男权社会中不合理、不美满的女性人生,并通过品味艺术形象,剖析了凌笔下“婉顺女性”形象系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文章还考察了凌叔华极富个性的结构艺术、文学风格以及表现方法,对其作品所蕴含着的审美价值与审美功能作了认真探讨。     

《霜叶红似二月花》与40年代小说

《霜叶》主要展现的是：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与纠葛；儒家文化与新文化的冲撞，两者的交错与融合，构成艺术上的“双声”复调。婉卿在女性系列中具有特殊的丰富性，她的心态很多近于母性而乏妻子与丈夫的情分，自觉不自觉间留下了传统文化的投影。艺术表现上是民族与西方艺术的融合，从而构成作家创作新的峰峦     

再论“以美育代宗教”——兼与李丕显、赵惠霞先生商榷

“以美育代宗教”论于理有诸多未通处。人类精神需求与活动之丰富性、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结构、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仍有其生存之理由 ,审美与宗教各自独特的文化功能不能相互代替。“以美育代宗教”论在中国无传统与现实文化基础。人文学科内部亟需相互交流。     

理论与阐释:审美现代性研究三题

在当代语境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然而,审美现代性研究有其阐释的一些基本前提需要确立:第一,从时间、审美意识与艺术表现、审美价值与审美功能三个维度来考察,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可以表述为"现时性"、"审美创新性"和"审美反思性";第二,在西方话语与中国言说"双重视阈"的观照中,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有其复杂情形,但新型的现实关系和审美关系铸就了其内容、社会功能与价值取向、题材体裁与艺术表现以及批判性审美精神等多方面的"历史具体性";第三,借助艾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图式,我们可以获得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多重"表现层面".     

中国诗电影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意义

现代艺术“审美自律”“审美自主”观念对西方诗电影产生过深刻影响，然而在“后文化”时代却面临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二元对立。《周易》以“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奠定了中国哲学主客融合的基础，并在美学上表现为整体的美学观点。因此，中国诗电影内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与西方诗电影普遍追求个体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分立不同。中国美学具有美善真相统一的特点，电影中不论是审美地传达儒家的仁义、至善，还是道家所追求的本真人格，都使人通往“诗意生存”的人生境界,这即构成了中国诗电影的核心内涵。中国诗电影的人文和审美特质，使其在新时代仍能够发挥自身功能，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曾志忞音乐教育思想简论

作为近代著名音乐教育家的曾志忞,本该十分注重音乐自身的审美功能及其审美本质,但他却格外强调音乐教育的社会功用,而将作为音乐艺术审美性质中要素之一的娱乐性视为“治身之末”,甚至有时还流露出些微否定倾向,在音乐审美属性与社会功用关系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了一种矛盾性。其音乐教育思想的这一矛盾性,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