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现代性的危机与拯救——谈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启蒙运动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是人类主体意识和理性能力的觉醒。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现代化,逐渐出现了理性的分裂和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现代性危机。面对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性理论即交往行动理论来化解现代性危机,来弥合理性的分裂和现代社会的分裂。他的交往行动以语言为媒介,希望利用语言的包容与整合作用来达成共识,而且他主张语言交往的程序优先性和原则性。为了更好地保证交往行动的现实性和合法性,他又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人们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中,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自我表达与回应,从而形成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以语言为媒介、以现实世界为背景,通过理性的互动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统一,从而化解理性的分裂和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现代性危机。     

“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阻碍交往的诸多因素反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假设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今天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在"纯净"了"语言"、"主体间性"、"生活世界"、"交往"、"理解"这些概念之后,哈贝马斯在澄明的、通透的,同时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的、可以通约的理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创建了一个令人明知不可达到但又无限心向往之的交往乌托邦。     

乌托邦精神与忧患意识

乌托邦思想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形态：宗教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是乌托邦思想的现代形态,它直接呈现为美学和艺术理论;反面乌托邦特指二十世纪西方曾流行的一种文学,多以构想恐怖、非人的世界,反对机器对人的统治而著称。审美乌托邦体现的是乌托邦精神,反面乌托部体现的是人的忧患意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作为人类文比精神的两种主要类型,乌托邦精神与忧患意识从两个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乌托邦精神同忧患意识是互补的,二者携手并进,使人类文明亘古长新。     

论哈贝马斯的“重建交往理性”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入手,分析、探究了当代社会现代化病症及根源,提出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实现社会和谐,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重建交往理性"思想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论乌托邦精神的三个纬度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乌托邦反映了不同历史发展状态下的思想家对人性和社会的想象,其中既产生了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也存在着时代局限所造成的谬误。在历史上诸多形态各异的乌托邦言说的深层,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就是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指代的是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否定性;二是世俗性;三是理想性。乌托邦反映着人类超越困境,克服自身和社会的有限性,向永恒飞升的信念,它包含着善、平等、道德理想主义等普世的价值;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其一元性的理性中心主义忽视了人性的感性本质,反而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形成了人的异化的另一个历史根源。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对哈贝马斯理性重构的解读

论述了启蒙以来的理性曾带给人们现代性的乌托邦,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人们对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本文指出,哈贝马斯没有放弃理性而是以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捍卫现代性。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康德的审美教育理论

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找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途径是康德一生的追求。正是在这终生不渝的追求中,康德发现了教育对于每个人的哲学意义,确立了教育的终极使命。教育正是在发掘人类理性而抑制动物的野蛮性,使人从习性上符合人的本质也即"理性"的道路上与审美相遇,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康德审美教育理论由此表现为一种对启蒙理性、对文化的非人性化的批判精神,用审美和艺术照亮社会实践和每个人的心灵,让每个人学会理解社会和自我,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的可能性。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沈从文《边城》的审美内涵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是一部乡土抒情诗式的带有悲悯感的长篇小说。一方面,作家以记忆中的湘西世界为原型建构了他的理想中的田园乌托邦,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亲子之爱、人类之爱等集中营造了一座令人向往的人性神庙;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物命运中的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发生使这种美的存在同时被解构,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沉忧隐痛,从而使整部小说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气氛。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精神心理现象之本质新观

新近报道的"灵魂转世"事件,实际是可用脑对远处信息的超常感知之理来解释的,故这并不必然证明人有不死的实体灵魂存在,心理意识仍然可理解为主观精神现象。又由于反映、意向性、自由和理性等心性均不为全部心理现象所具有,故它们不具备"本质"的特征;而"知"则是一切心理现象都具有的、性命攸关的基本性质,所以精神心理现象的本质当是"知"(觉知)。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其共同特点，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二，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三，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追求返朴归真的原始状态。     

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艺术思想

沈从文的地缘表述包括乡土书写和现代都市书写,其地缘表述背后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与人类意识。沈从文在“人类”意识及其“人类”视域之下,实现了对湘西本土意识、民族国家意识的超越,走向了对人类整体生命及其生存境遇的思考。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艺术思想主张：审美和艺术应该以人及人类为起点和终点,应该坚持引人向善,构建人性之美以实现人类整体和谐为终极目标;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艺术家也应该持守人类情怀,要有历史担当意识和历史理性,应该在孤独中坚守为人及人类而立命的创作理念。     

解读诺齐克的“元乌托邦”设想

基于个体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和传统的乌托邦理想的非现实性,诺齐克提出了"元乌托邦"设想."元鸟托邦"有三个环节国家-共同体-个人."共同体"由追求共同价值的人构成.国家只有一个,"共同体"即乌托邦的数量却是无限的."元乌托邦"将各种理想都包含于其中,是帮助人们实现各种理想和善的最完善的形式.但是"元鸟托邦"设想存在内在矛盾,缺乏理论依据和可行性.     

试析王安忆小说《乌托邦诗篇》的救赎主题

《乌托邦诗篇》始终贯穿着救赎的主题。这种救赎的主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给予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压力下经常感到无奈、孤独、麻木的人们很好的启示。作品的救赎主题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尝试用宗教情感来拯救人心,用爱心来实现对人心的救赎,用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使人们获得新生。     

美的诉求与守望——沈从文文学批评理想探微

作为文学批评名家,沈从文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他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