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癫痫症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 ,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末期 ,激情动荡的时代特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它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论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

本文系根据格·弗里德林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文编译的。作者系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又是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一书,看似系列论文集,实际上堪称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与比较文学专著,在苏联乃至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

众多的恶人形象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主要的人物形象群,而以往的评论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形象,这多少造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误读。文章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人形象分为"罪人"和"恶人"两种,并揭示它们所蕴涵的宗教寓意,从而为正确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年了。他的世界声誉已巩固地确定下来。他的作品譯成了許多国家的文字;出現了許多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有巨大影响的。西方許多傑出的作家都自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但圍繞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个人仍然存在看激烈的爭論。这一点是毫不足怪的。早在一九一三年,真理报就曾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上,在对于他的艺術形象和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解上,兩个不同的世界,即資产阶級世界和無产阶級世界,是相互对立的。过去很長一个时期內,研究和評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創作几乎成了資产阶級文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一个“心地不纯正”的现代人——试析“地下人”形象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争议、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小说中的地下人更是一个思想极其复杂、行为怪诞的人物形象.具有独特魅力.     

灵魂的苦刑─—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意识

灵魂的苦刑─—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意识刘曾文，刘永莉俄国１９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可被称作最深刻最崇高意义上的悲剧。这位患癫痫病的艺术家终生受到精神分裂的折磨，特别是流放西伯利亚的十年生涯，不仅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而且也使他...     

癫痫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中后期 ,那是个激情动荡的年代。时代的特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的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谬性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     

透视灰色人生的三棱镜——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

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圣手;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创作,构成了"小人物"灰色人生的三棱镜。俄罗斯文学是沉重的,俄罗斯精神是宗教性的。果戈理在继承普希金开创的"小人物"基础上,将"小人物"深层意识的展示与作者的基督仁爱理想合二为一,寄希望于上帝的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对"小人物"的内心剖析拓展为多声部的"复调",突出了"小人物"灵魂中谦恭、自我贬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人格,寻求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下的自我救赎;契诃夫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人性发出质疑和反思后,将20世纪的现代意识注入到"小人物"内心精神的创作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

作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一座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离经叛道”,却与西方现代派血脉相通。他反映了那么多现实,却又偏执于表现主观精神,渲泄病态心理和神秘的宗教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代派史前内容,应该从他所处的矛盾交错的时代、特殊的个人境遇和精神气质中去寻找造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的关系,揭示了一种复杂的精神和文化现象;其创作艺术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对研究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渊源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涵盖了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和宗教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内涵升华。因此，弄清“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所在，就成为解读作家本人宗教思想矛盾的捷径。通过分析主人公伊万的精神信仰或许能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封笔之作中留给我们的问题与答案。     

“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氏小说的鉴赏

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小说界出现了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都十分丰富、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尤其复杂。从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到他的创作思想,以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评论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他的许多作品,一直被视为难以解开的谜。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巴赫金长期潜心于研究陀思耶妥夫斯基的创作,在1929年出版了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这本书于1963年修订再版,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72年印行第三版,1979年出到第四版,成为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中印数最大的一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为人生”的进步作家,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欢迎。50年代之后,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两面人”。90年代以来,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先知”。     

屠格涅夫:特殊音调和特殊构造的喉咙

<正> 如果拿屠格涅夫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另外两座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加以比较,你便会发现他们虽然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都具有国际影响,但是作为文学大师,他们也都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他们的现实主义是各放异彩的。     

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12—1881)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文学史上,和列·托尔斯泰一起被并称为两座丰碑。在他一系列不朽的长篇小说中,《罪与罚》是最有代表性的名著。它通过性格矛盾复杂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当时俄国的黑暗现实,而且鲜明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主要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现象。他所处的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温顺的女性》对话特征探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特征。"对话"是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全面揭示小说中作为思想形象的人物个性、思想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以及丈夫与自我的对话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更深入地探讨小说的主题意蕴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风格。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

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1929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此书1963年经过修改更名为《陀思妥耶夫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个文艺理论概念。由于这一理论深刻地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根本艺术特征,确切地概括了小说艺术发展的某些实质性问题,对现代小说创作实践具有深远影响,引起苏联国内外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的广泛兴趣,大大地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巴赫金因而享有世界声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现代小说诗学又有何意义,本文拟对此作点美学的分析与探讨。     

洛文塔尔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接受理论研究

洛文塔尔从社会心理学视野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的接受状况的研究,不但开辟了接受史和接受美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创建了"有关接受问题的理论构架"。他随后对文学标准和趣味问题的研究,又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其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通俗传记时所开创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尤其是他对17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学接受史的梳理,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阐述了中产阶级阅读大众的出现和女性读者的大量增加所导致的文学媒介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变迁,从而揭开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