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美元笔记本电脑计划"看数字鸿沟

假如电脑便宜到任何人都买得起,数字鸿沟就会消失吗?当今,数字鸿沟与Negroponte提出的“100美元笔记本电脑计划”产生了很多争论。在本文看来,即使拥有硬件设备或者有使用互联网的条件,消除数字鸿沟也不容易。如果旧的分化没有消除,即便更低的电脑价格也不能消除数字鸿沟,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需要考虑与探究。     

从“数字鸿沟”的填平到“新数字鸿沟”的跨越——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新思路

教育信息化在促进社会进步、教育公平方面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伴随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与之对应的“数字鸿沟”日益加大，并日益演变为“新数字鸿沟”。政府通过物理手段填平了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此基础上，通过信息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在拥有网络基础上的合理、全面使用信息技术，弥补技术层面的信息差距，实现对“新数字鸿沟”的跨越，最终实现教育的公平发展，彰显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公平的本质内涵。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ICTs产品的应用与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 ———基于Y村和H村的个案比较研究

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而且也深刻地体现在“乡乡之间”。文章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并特别关注不同村庄结构条件下数字鸿沟形成的实践过程和机制。“传统村庄”和“工业化村庄”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两种典范类型,并成为我们探讨“村庄之间”数字鸿沟的基本范例。本研究将不同主体在“占有”ICTs产品上所形成的鸿沟视为“初级鸿沟”,将不同主体在“使用”ICTs产品过程中所形成的鸿沟视为“次级鸿沟”,并认为占有和使用上所形成的鸿沟在实践过程中呈现为一种“相互再生产”的效应。笔者最后指出,作为一种“移动网络”的手机或许将成为未来信息技术整合的首要载体,并成为化解数字鸿沟的有效利器。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后人类视域下数字孪生人的“认知弥补”与伦理规制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拥有“去物质化”身体的数字孪生人逐渐受到关注，并构建出全新的后人类审思场域。一方面，数字孪生人弥补了人认知自我的主观、感知和时空的局限，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人认知自我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孪生人也带来一些诸如实时与放大的隐私伤害、数据控制与透明化社会、量化与单一的人类、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之类的伦理隐忧。对于数字孪生人带来的伦理隐忧，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从隐私的保护与让渡、数据控制的批判与反抗、对生命本质的反思、弥合鸿沟等几方面进行必要的伦理规制，以使数字孪生技术和数字孪生人更好地向善发展。     

纳米鸿沟的伦理反思

由于纳米技术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基础性作用,它的突破有望引导下一次产业革命。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决定了它们在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起点差距。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可能会加大起点差距,从而形成类似于“数字鸿沟”那样的“纳米鸿沟”。“纳米鸿沟”蕴含并强化了发展起点不公平、代价与收益不公平、教育与发展机会不公平等伦理问题。     

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数字技能鸿沟的资本逻辑批判与跨越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能鸿沟问题越来越明显,通常表现为认知鸿沟、参与鸿沟和性别鸿沟三种形态。数字技能鸿沟反映了人们的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分裂关系,显性原因是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人的技能更新速度与社会需求不平衡匹配;隐性原因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数字技能的两极分化。马克思关于劳动技能的论述为审视数字技能鸿沟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只有打破资本逻辑的圈囿,才有助于跨越数字技能鸿沟,实现数字技能的自由发展。     

认识中国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 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 ９０年代以来，随著数字化浪潮的深入推进，信息时代的产业格局以及全球化产业分工逐渐有了分晓，不均衡发展造成的数字鸿沟问题也逐步凸现。根据联合国的最新统计，占全球收入五分之一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８６％，互联网用户总数占全世界的９３％；而收入最低的一些国家只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ｌ．ｆｆｅ，上网…     

数字鸿沟的测算标准探析

鉴于数字鸿沟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典型的问题导向特征,因此在选择和构建数字鸿沟测算方法时应更多地考虑它的适用性。一般来讲,选择和构建一种测算方法时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这种方法体现了数字鸿沟的四个质的规定性——数字化、差距、比较、扩散与应用;其二,这种方法能清楚地回答关于数字鸿沟的三类问题——现状、趋势、对策;其三,这种方法符合三个基本原则——理论通用、内涵直观、数据完整。     

论数字鸿沟与农村沟通网络的重构

城乡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影响农村管理结构诸如沟通网络。信息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与沟通过程有着多重交互性,因经济条件对媒介接触的差异而产生数字鸿沟,已有相关实证。数字鸿沟对农村沟通网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应找出重构农村沟通网络的关键点。即在沟通网络中树立信息把关人,提升农民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管理的科学模式,构建因人而异灵活的沟通网络。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治理

中国“数字鸿沟”日趋缩小,是东、中、西部地区内省际间差距的不断缩小的结果;区域知识发展水平、经济生活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解释力最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影响也较显著。我们认为,政府应重点推进中西部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环境与人才环境,提高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程度,给予针对性的政策扶持,进而有效治理“数字鸿沟”难题,全面推进中国互联网均衡协调发展。      

数字鸿沟问题的测度分析和对策探讨

本文首先以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国内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为考察重点,讨论数字鸿沟现象和影响;然后利用国际电信联盟（ITU）建立的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的测度方法,对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城乡数字鸿沟进行测度分析;最后探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对策建议。     

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研究——以云南省“数字乡村”为例

以云南省的15个县市农村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和"数字乡村"平台的数据库为基础,利用PPS抽样和结构方程模型对云南省农村信息化的服务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云南省的农村信息化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特别是"数字鸿沟"明显,农村信息化的建设速度远远超过了信息化应用的速度,农村的信息化需求还比较低,农民对信息化技术的使用具有较高的感知风险。基于此,提出以农户为服务中心,企业、政府和涉农机构协同分工的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对西部偏远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初西方数码游戏设计研究

如何处理形而上("道")和形而下("器")之矛盾,是数码游戏设计的关键问题之一。它表现在游戏产品哲学化和实用化的不同要求、游戏观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不同定位、游戏开发文化与技术的不同约束等方面。21世纪西方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互联网发展及政策选择研究

国际比较的实证分析显示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国 ,但尚未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强国。面对国际上信息化“数字鸿沟”以及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还处于低水平阶段的现实 ,我国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发展的战略制定、产业政策的推动、消费政策的引导 ,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应当被列为最重要、最优先的公共设施投资领域。我国互联网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期 ,发展中需规避风险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及网络经济发展路径。     

我国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微观企业绿色竞争力水平关系研究

大自然已经以残酷的现实昭示人类：经济发展的惟一选择是与环境和谐相处,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宏观经济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与微观主体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企业是否选择绿色经营取决于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的绿色竞争力水平的高低。传统经济学研究企业竞争力时假定企业是一个个同质的＂黑箱＂和＂理性的经济人＂,即通常假定相互竞争的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服务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都以纯粹的经济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这种假定前提有明显的缺陷,无法解释现实企业绿色竞争力的问题。因此,研究企业绿色竞争力时要提出企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假定,即要求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正确处理和协调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达到统一。企业绿色经营受制于企业本身、市场需求、绿色产业环境、宏观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内、外因素的结合,最终表现为企业顾客能力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