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

清初诗学在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明代诗学中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过程,涉及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诗学关注的焦点。明清之交大量的诗学文献表明,清初诗学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重倡“诗教”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标举“真诗”以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以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清初诗学形成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后来成为贯穿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     

"意格"管窥--兼论姜夔对诗学范畴的贡献

本文结合姜夔《诗说》,对其“意格”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偏序、并置和整合状态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意格”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富于见地的概念;是关于诗人创作水准和能力的高度概括;它与“意境”一样重要,是诗学中有关创作主体的重要范畴。     

论船山诗学“中和”之美

船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其诗论具有“中和”之美.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内容选择适度、中和；“温柔敦厚”的典型性表述；中和的语言结构；选择平、雅、静、净、匀等的词语来论诗、评诗等.这些都体现了船山诗学的“中和”之美.     

船山诗学“以神理相取”论的美学阐释

“神理”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论诗 也极重视“神理”，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以神理相取”的诗学命题。本文认为，“神理” 指诗歌创作过程中被诗人发现的富有独创性的形神之间、主客之间、物我之间、情景之间 以及意象之间的某种诗意的联系。“以神理相取”则是指诗人应善于发现并传达出这种诗 意的联系。与此相关，“神理凑合”乃是指这种审美联系不是冥思苦想得来的，而是在诗 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审美感兴中发现的，因而是十分自然、毫无斧凿痕迹的。“以神理相 取”的结果是创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相生、韵味无穷的艺术意境与艺术理想。 可见，“以神理相取”说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属于艺术理想论范畴，它在中国古典诗学与美 学史上出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船山诗学的理论个性及其内在矛盾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 ( 1619— 1692 ,学者尊称船山先生 ) ,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与诗学理论家。关于船山诗学的一些命题 ,已有不少文章加以研究。但是 ,对于船山诗学的理论特色和学术个性 ,学界还鲜见专门研究。本文拟对船山诗学的理论个性及其内在矛盾做一点粗略的描述。一本人对船山诗学理论个性的基本看法是 :“船山诗学是中国儒家诗学美学化的最后完成。”关于这个意思 ,需要分三层来加以论述 :首先 ,船山诗学属于儒家诗学范畴 ;其二 ,船山诗学属于一种美学化了的儒家诗学 ;其三 ,船山诗学标志着儒家诗学美学…     

论述船山诗学中的情贞分立

船山诗学既是对于前人诗学的总结,也是时代和个人的产物,诗学中有立也有破,我们可以尝试探讨船山诗学理论、批评、创作中船山的批判内容,这样可以使得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船山诗学的本质。船山诗学内涵极为丰富,这里用两个范畴来作为论述的参照——情和贞。船山诗学提倡情贞一体,而反对情贞分立。情贞分立具体体现为：一是＂取情而弃贞＂,二是＂求贞而背情＂,三是＂失情且无贞＂。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孔颖达对《诗》的阐释绾合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剥去历代对《诗》阐释的陈垢,对传统《诗》学的接受做出取舍并加以创新和超逸,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提出了"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意象叠加”的艺术境界、“缘情说”的诗学理念、“兴”的创作手法、“哲理入诗”的审美范式,甚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汉诗的句式结构,在二十世纪几代美国诗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体现。对美国诗歌创作实践产生了整体性影响。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本体论阐释及其诠释学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的完整表达体现了这个诗学命题的本体论性质,只有在诗歌创作和理解语境的转变中才能把握这个命题的历史出场的重要性,分析其与“诗言志”的根本差异,且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和阐释才能深入把握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从本体论上提出了“诗言说什么”“诗缘什么情”“诗怎样缘情”“诗如何绮靡”等问题,从而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本体论诠释学角度看,它体现了诗歌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时间性与事件性的统一、情感性与语言性的统一。     

李纯甫的诗学观念及其禅学渊源

李纯甫是金代诗坛的风云人物,其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都具有鲜明的狂放个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西岩集序>中提出"诗无定体""惟意所适"的诗学主张,认为无论文体诗体都是随心多变而没有固定体制,倡导诗人应秉持丰富的个性,以自得之心吐露真语,表现出轻体制、重情志的诗学倾向,这对当时文风渐衰的金源后期诗坛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这一诗学主张深受禅学"以心为师""游戏三昧"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诗人当如禅家心悟一样以自家内心所悟所感为准地,大胆展现个性,超越已有体制,而作诗作文也会因此而成为达到禅家自由解脱境界的重要途径.李纯甫的诗学是北朝以禅喻诗的重要理论.     

陈师道诗学理论研究

与同时代诗人相比,陈师道诗歌别成一家,这与其推崇的诗学理论密不可分。陈师道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重内轻外的创作灵感触发;学赡用变的诗歌创作手法;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以及反奇主真的美学追求,由此形成"后山体"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对宋诗风貌形成有贡献。     

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光辉灿烂。中国古代诗学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古典诗学力主“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诗缘情”。有些学者以上述这一对比为立论,认为西方诗学重“再现”,中国诗学重“表现”,重“表现”是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所在。我认为这还是较表层的看法,并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特征,因而也不可能充分提示民族特色之所在。本文想从中国古典诗学所追求诗美的极致的新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古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的美,高境界的美,更能显示中国古典诗学的固有的传统本色。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