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跨代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的情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江苏、广东等地354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主导的代际传承抑制了家族企业创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削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对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而言，创新意愿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在回应当前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理论研究悖论的同时，有助于家族企业提高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水平。在实现个体企业“基业长青”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网络位置、组织学习与家族企业绩效：家族承诺的调节作用

文章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样本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网络位置、家族承诺、组织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企业网络位置(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对组织学习、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在网络位置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家族承诺在网络中心度与组织学习、企业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网络密度与组织学习、企业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关系网络异化研究

家族企业即使顺利完成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代际传承,网络关系异化问题仍有可能导致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关系网络的社会性、不可复制性和重构性是导致关系异化的诱因;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关系强度对关系异化产生影响。据此,提出了关系网络结构与代际传承关系网络异化概念模型,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家族企业二代亲缘关系对企业战略变革影响研究

家族二代与战略变革是影响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忽视远亲家族二代继任情况。利用2003—2018年已代际传承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探讨不同亲缘关系家族二代对战略变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远亲家族二代，近亲家族二代更倾向抑制战略变革；外部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对上述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直接创办型家族企业对上述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以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整合视角解释不同亲缘关系家族二代对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传承方式和战略变革的相关研究。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代际传承高峰,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应对传承和创新的双重考验已成为当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受社会情感财富影响,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较低的企业创新水平,这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而风险承担水平在此间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社会责任承担弱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弱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强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强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绩效的影响:基于东西部地区的实证

利用浙江和重庆等省市家族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信任对创新和知识转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网络关系持久度无显著影响.其中信任对家族企业混合网络关系持久度有显著正向影响;(2)网络关系持久度对市场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和知识转移对市场绩效无显著影响.其中在家族企业人际关系网络中,创新对市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家族企业经济网络中,创新对市场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知识转移对市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     

家族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作用

文章研究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利用浙江和重庆251家家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检验发现: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社会情感财富在家族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控制家族对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增强,降低了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文章丰富了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实践也具较好的借鉴意义.     

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要构成。创业导向对于推动我国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研究了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中国东西部地区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管理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增大，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增大；第三，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和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管理企业家族代数的增加或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减小。文章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我国家族企业创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的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分析

基于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家族企业管理团队的亲缘关系强度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家族女性管理者比例、家族管理者学历水平以及业绩期望差距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管理团队中的家族管理者与业主的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参与管理的家族女性高管的比例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3)家族高管的平均学历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业绩期望顺差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业绩期望逆差对管理团队亲缘关系强度与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起负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     

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与CEO选聘决策

家族企业积极引入并利用非家族资本时,CEO人选对其职业化经营和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基于2004—2017年中国2065家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家族企业股东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其对家族企业CEO人选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大股东和非家族大股东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显著负相关。非家族大股东类型越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但家族股东数量增加会抵消这种作用。横截面差异检验表明,不同类型非家族大股东对CEO人选具有不同的影响,未发生代际传承、由家族直接创办、审计质量较低的家族企业,投票权不对称性与职业经理人担任CEO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研究结论表明,家族式的非制度管理可能成为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积极引入非家族股东并保持权力制衡有助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这对于企业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来自东西部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家族企业正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时期,而国际化则是家族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与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目前学术界关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文献,主要考察家族后代权力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忽视了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因此,文章在将中国家族企业二代继任方式区分为渐进式继任方式和激进式继任方式的基础上,利用2020年8月至11月对重庆和浙江等东西部省（直辖市）253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首次实证研究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探讨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国际化承诺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遮掩效应,以揭示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情境。研究结果表明：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采取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会显著地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代际权威大、创始人拥有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文章使用重新定义家族企业、选择已经进入或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降低国际化承诺水平进而削弱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的积极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建议：家族企业创始人应提前制定传承计划,尽可能安排二代渐进式继任,在渐进式继任过程中帮助二代继承人尽快建立权威合法性,以降低两代之间的权威差异;家族企业创始人要理性认识政治关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部门应着力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家族上市公司社会资本与企业的融资约束

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资本市场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家族企业的内源融资受限,外源融资渠道狭窄,资金的短缺和融资困难成为束缚家族企业规模扩张、抑制其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以2006-2008年为样本区间,选取了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15家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而企业社会资本中的普遍信任和企业关系网络等非经济制度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并使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趋于短期化。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CEO来源与审计费用——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所谓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指控股股东将自身所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标的物，抵押给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获得信贷资金的一种债务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在便利性、快捷性方面比其他融资方式更具优势，能够快速地帮助控股股东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也使得企业面临着控制权转移风险。正因如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股权质押行为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但鲜有学者深入家族企业层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分析了CEO不同来源产生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研究设计，并构建了相关的研究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机制分析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相关机制及假设。研究发现，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同时，与家族CEO相比，非家族CEO会明显地削弱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会导致公司治理风险与盈余操纵风险显著增加，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最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度量审计费用，并缩小家族企业样本范围后，我们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能够被审计师识别，因而审计师会通过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来予以补偿；同时，非家族CEO能够制约家族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将有助于审计师更好地识别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审计师可以根据家族企业CEO的不同来源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文章不仅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拓展至家族企业层面进行了研究，也丰富和补充了审计收费的相关文献，因而对于审计师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具有一定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联合投资网络、中心性与创投机构绩效——基于IDGVC的探索式研究

在创投市场,高不确定性使得创投机构依赖联合投资网络获取竞争优势。然而现有研究论证了联合投资网络对创投机构以及区域经济的重要意义时,却忽略了同一网络内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非均等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绩效分化。为此,笔者构建了联合投资网络中心性与投资绩效的关联模型,并结合IDGVC案例研究提出:在联合投资网络中,中心性越高的创投机构,机会发现能力越强,也更容易带来网络内其他成员的行动协同以及在网络外部的声誉效应,从而能够更好地发现与培育创业企业并由此获得高收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本土创投机构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0—2019年全球131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等数据构建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指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贸易网络中心性水平提升,该国国际证券资本(净)流入将受到抑制;抑制作用的机制通过影响股票和债券的国际投资得以实现,次贷危机期间及发达国家所受到的抑制效果更趋明显;抑制作用的强弱受各国的股市波动率、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贷款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套利因素将促使资本经由处于贸易网络中心的国家流到边缘国家。我国应结合贸易网络中心优势产生的外部影响力和控制力,优化政策体系,提高国际证券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