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与“从后思索”

作为“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实际上是指人性化了的社会和“合乎人性的人”.“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必须立足于它,说到底乃是由马克思所特有的“从后思索”的运思方式决定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中,这种运思方式有着诸多的体现.“从后思索”中所谓的“后”,既是实然意义上的,也是应然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这种运思方式固然是由哲学本身的反思性质决定的,是这种反思性质的要求和体现,但在根本上取决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特点.人的历史本身是人以其实际地存在现实地生成着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只有通过已然的和将然的“结果”,才能以反思的方式重建并再现人的存在本身的生成史.对真正历史性的发现,注定了马克思对“从后思索”方法的选择,并由此决定了他的历史叙事不是直观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一个反思的层面.     

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比较研究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表面上对立,其实可以兼容.二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即对物质生活的欲求,而孟子的人性则指人在亲人、他人遇到危难、横暴等事情时天生的心态,主要指精神心理的倾向性.二者都切实有据,言之成理,但都有不合逻辑之处.性善论与性恶论实际相互补充,可整合为统一的理论.     

赫拉克利特“火”的现代解读

从赫拉克利特美学思想中“火”的观念来审视希腊文明中的人文精神，“火”的观念是主体理性思考的产物，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发展回归到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上；从马克思“关学和历史的”角度看“火”是审美创造意识的体现，“火”反映了赫拉克利特对人的生存目标和生存状况的审美创造思考。     

南宋诗学的“尚味”阐释观念

“尚味”的阐释观念是在南宋诗人学习“晚唐风味”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然而对“诗味”的提倡却不能仅从学习晚唐的这一表面现象进行解读.在“尚味”这一阐释观念影响下,诗歌创作和观赏、品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兴”、“活处观诗”、“涵泳”等对诗歌创作和品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转换: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历史角色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亦经历了一个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换过程.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其本质的差异就是从“两功能”向“三功能”的跃迁,即从认识和改造世界向认识、改造和享受世界的跃迁.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和谐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同时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走向.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英国的权力二元论及其启示

英国的宪政体制发展,经历了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的两种宪政样式,在这过程中形成的双重权力观念中包含了内涵丰富的法治理论.从英国宪政的发展来考察,可以发现,把权力分成三种,互相制约并不是铁律,关键在于,在这个国家体系当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法治体系.     

《庄子》自然审美论

自然审美是《庄子》的重要内容,《庄子》明确肯定了大自然的审美价值,对天地自然有由衷的欣赏甚至崇拜之情,此乃其哲学观念之基础.《庄子》对后世中华自然审关的贡献在于: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自然的审美态度;将自然审美从对象自然提升到环境自然层次,其推崇的天地境界成为中华自然审美极境;集中呈现天人间理性联系,凸显了自然审美理趣;突出了自然审美对于人类精神自由的价值.     

自然审美“恰当性”辨正

学界一般认为,自然审美“恰当性”概念是卡尔松提出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史密斯首先将该概念用于对艺术与自然欣赏方式的“外部”比较;但后来被卡尔松引导至相反方向,转向对自然欣赏“内部”的审美依据进行评判,“恰当性”概念的独断化进程也由此启动。随着独断化蔓延至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领域,更多理论混乱接踵而至。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上的“语义错位”和审美上的“认知决定论”。梳理“恰当性”概念的缘起,可还原“恰当性”作为不同欣赏方式“外部”比较者的原初角色;追溯独断化起点,批判性分析引发该现象的语义错位和认知决定论根源,可以让“恰当性”概念以合理方式承担起对于“审美依据”“审美判断”与“审美实践”的评判者角色,从根本上解决卡尔松造成的该命题的独断化问题,同时推动自然审美研究由单向决定模式向多元交互模式转变。     

古代韩民族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 “风流”

韩民族有其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与中国文化中的“兴”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的精神不同,韩民族的“兴”与“风流”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进而使“兴”与“风流”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并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韩民族先民具有的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形成了“兴”与“风流”的文化特性,而其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则构成韩民族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的基本特征.     

当代文学境遇中的“候鸟”踪迹——城市化进程中“打工文学”的生产、撒播与移植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历史语境的转变,打工文学坚持用“原生态”式的文字记录了中国30年城乡景观变迁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审视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它存在这样的转变轨迹,即从个人无意识书写到市场化生产,从“边缘化”传播到中心话题,从单一文本表现移植为多元艺术样态的呈现,而从中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思想境况的变化和文学形态嬗变,是新时代文学审美意蕴和精神品质的别样呈现.     

论“媒婆”形象的现代演绎

“媒婆”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常态现象,作家在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常将无德“媒婆”无情地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使其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鞭笞对象.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媒婆”人物的艺术塑造,几乎达到了一种极度泛化的惊人程度,她们唯利是图,毁人幸福,连亲人也不放过,这种非理性情绪,十分值得我们去深思.     

“天人合一”还是泛神论？——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探源

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中的物与我是二分的,其中的“物”并非纯然的实体,而是只保留审美属性的“物”。所以“物我同一”并非来自中国“天人合一”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受耶拿派浪漫主义影响的华兹华斯“人神感通”的诗学观念。斯宾诺莎哲学与路德新教结合,为本就有泛神论传统的德国社会带来了心灵直接体悟神性的信仰方式;神内在于自然的泛神论思想不仅提高了自然的地位,也强调了人的主观情感的自由。后康德唯心主义者费希特、谢林的哲学为浪漫主义者带来象征理念,这影响了“移情说”的开山人物费肖尔对理念和形式的认识,后者提出了“生气贯注”的象征创造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移情说”的体系化,朱光潜的“物我同一”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对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来源的辨析,可以更新对现代美学话语的固有理解。     

苏轼的“离形得似”与宋代文人画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从"以形写神"到"离形得似"的转变,不仅仅是关于形神关系的观念转变,在更深层、更本质的意义上,它也是封建社会后期,时代审美兴趣的重心从外在事物向内在心灵的迁移.     

“空间信赖”与“空间恐惧”——中西方艺术的空间意识比较

原始艺术从一开始就是分成摹仿与反摹仿两支齐头并进的。正是基于这种事实,德国艺术理论家沃林格才假定:前者尚出自摹仿的艺术冲动,后者则当为抽象的艺术冲动。他进一步申论,认为抽象的心理根据为“空间恐惧”,摹仿的心理根据为“空间信赖”。他所谓的“空间恐惧”亦即人们不信赖自己的视觉印象,愈是努力把握当前的空间,便感到愈难把握其原状,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矛盾给人的困惑,就是“空间恐惧”的苦恼。沃林格认为,正是“空间恐惧”的深层心理造成了东方民族以抽象和反形似为特征的艺术。沃林格又指出,摹仿自然的艺术乃出于空间的信赖感,即人对自身把握三维空间的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他认为,古希腊自然主义的艺术心理就是由此出发,而这种艺术心理又经由文艺复兴的强调和阐发,遂发展成为西方人以忠实地再现客观物象为目的的审美思想。对沃氏这个理论,荣格(C.G.Jung)也非常重视。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多次作了阐发。但是,在沃氏那里,理论模式本身却缺乏民族的哲学文化观念的支持和说明,也很少有具体艺术现象为例证,因而显得语焉不详。而荣格的诠释又太囿于心理学范围,并且,无论沃林格或荣格对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都知之甚少,即使是对埃及和印度的艺术也仅限于点到辄止。因此,对于中西方艺术和美学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理论,仅仅可作为讨论的起点,给我们一些思路上的启示。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从道德的“完人”到完人的“道德”——论道德教育改革的“全人”趋势

传统道德教育的最高宗旨是培养道德上的“完人”,即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个人,而现代全人教育的德育理念认为,道德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道德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完人”,即实现人的心智健全和全面发展.道德教育的改革在目标、方式和内容等方面体现着“全人”趋势:培养目标从“道德无暇”的圣人到“心智完整”的社会公民的转变;德育方式从“整齐划一”的宏观宣讲到“关怀备至”的微观疏导的转变;德育内容从灌输“道德知识”到培养“道德能力”的转变.     

自然“是”:可知抑或不可知

将真正把握自然之“是”,作为彻底消解“环境危机”之积极取向的认知预期或基础 ,是当下应对“环境危机”的许多话语和行为的重要指向。但是 ,其一 ,规定于自演化与自然演化的自然物 ,最终归结向作为终极存在的自然 ,而“与物无际”的“物物者非物”,自然不等同于自然物及自然物“总和”,是超越人的感性经验能力的存在 ,不可能成为人在经验中建构认识的对象性关系中的对象 ,自然之“是”不可知。其二 ,假定自然等同于自然物“总和”,获得着认识对象的规定性 ,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与自然物“总和”的无限性具有非匹配性 ,因而自然之“是”不可知。其三 ,假定人观念地把握了自然之“是”,但由于“实验和工业”无法“制造”出作为终极存在的自然 ,无法确证对自然之“是”观念把握的正确性 ,因而自然之“是”不可知。在自然“是”不可知的立场上 ,人对“称臣”于自然需有永恒的心理准备 ,人对当下“环境危机”的消解必然以新形态“环境危机”为代价 ,人只能在与自然的“无限磨合”中存在 ,不可能彻底摆脱“环境危机”。“环境危机”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构成。     

“乘物以游心”——中国自然审美中人的自然化

“人的自然化” 是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理想.人们在追求“以人合天”、“乘物以游心”的自然审美活动中,无时无刻不显示出对自然的向往与依恋,并力求使自己的身心与自然合为一体,以求至高至美的精神的自由与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