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鲁四老爷看封建理学的反动性——讀《祝福》札記

程朱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说教的发展。它鼓吹“天命即天理”,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认为“理”在人间的主要表现就是“三纲五常”,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说教。朱熹宣称“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孔丘的“克己复礼”。小说《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不仅书房壁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案头堆着理学入门书《近思录》,以“理学”铸自己的灵魂,而     

论清代鸦片战争后以儒为本以洋为用的治国思想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使程朱、陆王理学走向极端,已出现了危机。尤其王夫之、戴震对理学的有力批判,更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王夫之提出要砍除理学的痼疾,治国以不应循古人足迹行进,要因时制宜。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程朱理学天天鼓吹分清天理、人欲,极力抬高天理,而把“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皆视为不合天理的人欲,要人们革除,使人求生不得。由此,戴震得出结论说,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颜元认为理学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世风,而儒家思想真正学术却日趋衰竭。于是他强调教育之大务在明人伦,真正掌握仁义礼智等德性,而后要学实业。提出要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天理”与“人欲”的较量——《红楼梦》中的李纨悲剧意蕴探析

李纨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一个青春寡妇,在严酷的＂存理灭欲＂的封建礼制下,封建宗法社会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恪守封建礼节之完人＂,而李纨却自始至终燃烧着青春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情＂与＂礼＂、＂天理＂与＂人欲＂的较量中,李纨的行为语言昭示着：正常人欲的强大力量和美好人性的不可战胜!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