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乡村日常的诗意建构 ——析韩少功《山南水北》

韩少功随笔集《山南水北》记述了其迁居八溪峒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乡村的所见所闻,在乡土叙事中阐发对乡村生活及村民生存状态的审美体验和形而上思索,同时表达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山南水北》是作者韩少功对抗焦虑的产物。关于缓解焦虑之道,韩少功的策略,其一是回归乡村自然,回归土地劳作,以此安放身心;其二是从事文学创作,使日常生活审美化。     

乡土的腥秽与芬芳--近年乡村叙事述评

在当代"显学"农民问题研究的映衬下,纯粹的乡土叙事(民工题材除外)显得较为沉寂。但优秀的乡土叙事作品仍不时出现于各大期刊。主要包括三大主题书写:一、乡村权力批判和国民性批判;二、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及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和追逐;三、对区别于传统乡村想象的丰富醇厚的乡土之美的挖掘。三大主题共同构筑了近年乡土叙事的坚实基座。     

论格非小说的意象叙事

论文在梳理意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象叙事理论,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格非小说中的意象不仅是象征化的修辞手段,也具有贯串小说叙事结构的功能。格非小说的意象叙事显示了小说作者在小说艺术象征化方面的努力,体现了格非小说繁复细密的叙述风格和含蓄蕴藉的美学追求。     

乡土小说的地理景观与人文内涵

近现代以来,中国古老的乡土社会在因袭传统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变。由于地理景观记载反映与集纳了人类在地表之上的活动信息,具有一定的人文内涵与隐喻功能,因此乡土社会的外在面貌与精神内质,就反映在乡村世界的家园景观和乡俗景观上。作为承担了家园叙事与乡俗展览功能的乡土小说,通过对特定的地理景观的精细刻画,寄寓与表达了作者对乡土空间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认知。     

鲁迅乡土小说叙事的时空二重性

鲁迅开创的以知识分子寻找文化家园为旨归的乡土小说,在客观上必然存在着叙事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强烈冲撞,鲁迅为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叙事上营造了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时空关系。从而拓宽了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视阈。并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获得了宏阔的象征指向性和历史寓言性。     

人地关系:返乡叙事的呈现与反思

“返乡叙事”相比广义的“乡土小说”更加聚焦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及其成效与缺憾,反映中国城镇化现状与乡村个体心态转变。返乡叙事面对土地物质层面的熵化过程,呈现物性批判与神性期待的张力表达;针对土地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悖论式判断,表现乡村个体离土与返乡的双重失落;应对土地之熵与心灵困境,积极探索乡土重建的可行性,包括乡村主体的自我生成、资本下乡、教育发展等问题,反思乡村闭合与开放的辩证发展。返乡叙事的人地关系书写显示出“贬城崇乡”的伦理站位,因此要以理性姿态重审城乡关系,挖掘土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体察土地上的人民,书写好新时代返乡故事,使其作为精神能量和思想资源,对当前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启示意义。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

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和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了肯定现代性与反对现代性的两种文化思潮和文学叙事。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即属于后者。他的作品不写乡村及乡村所隐喻的传统中国的衰败、凋零和落后,而极写乡村礼俗社会从自然到人事的美善、和谐、淳朴与情趣,充满所谓“牧歌情调”,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构成明显不同。这所谓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现代性,但实际上隐含并构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是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的独特表达。     

乡村经验的眷恋 ———读《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社会的传统正承受着现代都市文明的巨大冲击。现代性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现代性视角下的农村生产、生活等问题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学等关注的焦点。《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一书正是作家张柠对现代性冲击下的乡村的解读。作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经验需要重新研究,不能仅仅从审美和叙事的角度,而必须加入文化研究和符号分析的视野。作者调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村经验,从最细微的符号层面对这些乡村经验进行分析和重组,以期“探寻‘现代性’的甲壳之下…     

乡土叙事的现代性转型——论贾平凹的乡土小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贾平凹的乡土叙事完成了现代性转型。首先是叙述对象的转变,从新文学传统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到立足现代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文化关怀的追求。其次是作者与叙述者关系的改变和叙事艺术的嬗变。贾平凹乡土叙事的转型,勾勒了新时期乡土叙事变迁的基本轮廓。     

电视媒体与贵州苗族、侗族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

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的问卷调查和较为深入的访谈,从村民的电视媒体选择、电视与传统文化的变革及重建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电视媒体在植入乡村的过程中对贵州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维系的影响,认为电视的普及强化了村民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能力,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变革与重建,形成有机的传承和发展.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美学省思

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具有实用性、社会性、艺术性等特征，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提供了文化基因和美学基础；然而当前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却陷入形式主义的审美迷思中，积淀了中华文明价值的乡村秩序、结构和精神开始涣散，润泽传统乡村生命的共同体艺术开始溃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应尊重在地资源和文脉，秉持“去艺术化”的美学原则，不应着眼于单纯的形式化的“造物”“造景”，而是以村民为主体，唤醒村民的主体性价值，重构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塑文明新形态。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秦腔》：纯粹的乡村经验叙事

贾平凹在他的近作《秦腔》中实现了一次乡土叙述个性的转移。作者放弃了一切观念和理性,抽走了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用纯粹的地方口语还原乡土日常生活,呈现了父辈乡村形态和古老地方文化“秦腔”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终结现实;而乡村叙述主体的选择,乡土话语的撒野欢腾、无遮无拦,又跳跃着民间文化形态下的生命个体的情感意志力和生命感受力。     

乡村纠纷解决的多重策略与内在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使得中国现代的乡村秩序与生存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规则的渗透、小农经济的解体、城乡流动的多元、体制改革的深化都成为改变乡村秩序的因素.今日乡村,现代法治社会形态尚未建立,而是呈现出多种力量、多重秩序并存的"断裂"格局.乡土秩序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已经消解,村规民约的适用空间也在逐步萎缩,在强大的交通与传媒的影响下,中国乡村迎来了转型期的结构格局与秩序困惑:现代法治已经成为质朴村民无法回避的纠纷解决渠道,但与此同时乡土社会却没有给予法律制度充分的成长空间.这种天然的不匹配使得村民在面对纠纷时必须通盘考虑司法内外的策略行为:既希望借助于寻求司法救济以获得纠纷争议的利益,同时又必须小心司法途径对生存关系与结构的负效应,防止现代法律在与乡土空间的不衔接之处造成对既存生存利益的破坏.     

历史、现实、重塑、整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规民约研究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竞演的场域,村规民约因其自身的乡土优势,自古就是重要的乡土竞演规则。随着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演变,这套乡土秩序规则历经了辉煌、式微、转型三个阶段,当前重新活跃在广大乡村。作为一种村民自决产生、沿袭传统道德、发挥"法律"约束的文本,其与当前建构集自治、德治、法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应该发挥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由于制定程序缺乏民主、乡村共同体消解、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缺乏调适导致村规民约难以发挥其在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上的作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的民主程序、重构乡村公共意识、调适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     

从《秦腔》看乡村的当下关照与言说方式

面对新世纪乡村的变动,贾平凹适时创作了长篇小说《秦腔》,以“秦腔”为中心意象,描绘了新世纪乡村各个层面的真实图景和民间传统文化的衰败,体现了贾平凹对新世纪乡村的人性关照和整体反思。在《秦腔》中,贾平凹通过乡村经济层面的贫富差距和村民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转变,呈现了当下乡村的真实生存图景,这是乡村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变迁,也导致了乡村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民间文化的衰落。贾平凹唱出了一首民间文化的挽歌,试图重新建立新的乡土审美想象和言说方式,对以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突破和创新。     

从《秦腔》看乡村的当下关照与言说方式

面对新世纪乡村的变动,贾平凹适时创作了长篇小说《秦腔》,以“秦腔”为中心意象,描绘了新世纪乡村各个层面的真实图景和民间传统文化的衰败,体现了贾平凹对新世纪乡村的人性关照和整体反思。在《秦腔》中,贾平凹通过乡村经济层面的贫富差距和村民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转变,呈现了当下乡村的真实生存图景,这是乡村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变迁,也导致了乡村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民间文化的衰落。贾平凹唱出了一首民间文化的挽歌,试图重新建立新的乡土审关想象和言说方式,对以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突破和创新。     

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

格非的小说中一个最有价值但却没有得到明确阐释的意蕴,在于其富于启示意义的历史哲学意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是影响他的历史观念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格非的历史哲学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由个体处境与个体无意识所支配的历史偶然论与不可知论;二是由文化结构与集体无意识所决定的历史宿命论;三是由个体意识结构与记忆方式、语言以及叙事文本的"诗学"特性所决定的历史(叙事)虚拟论.     

文本与现实的同构——新现实乡土叙事的文本分析

近些年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像《歇马山庄》、《农民帝国》、《天高地厚》,凸显了“权力”在文本结构中的意义。这是因为正面表现变革中的乡村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无法逃避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由能人治理的乡村现实,从而出现了文本与现实的同构,“权力”便恣肆在文本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