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否降低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 ——基于三阶段DEA与PSM-DID模型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风潮和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中国对外投资正在面临愈发严重的障碍.而在WTO多边框架遇阻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支撑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重要依托.在上述背景下,基于中国与179个经济体的双边投资存量数据,在引力模型框架下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中国2003—2018年的对外投资壁垒,并利用基于组内均值匹配样本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对外投资壁垒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特别是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壁垒总体呈上升态势,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可以成为打破这一壁垒的有效途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效果存在较长的持续性,且这种持续性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为明显;同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投资壁垒方面的政策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促进与相关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外向 FDI 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性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存在技术逆向溢出,进而促进母国产业技术进步,这一点已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认同。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2003—2008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数据与国内产业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除2003年外,外向FDI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无效程度逐年上升。对无效单元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的作用稍强一些,但两者均存在较高的无效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     

OFDI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吗？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检验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选取4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分组来看,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替代效应仍然存在,且发展中国家组更为显著;进一步以2008年分时间段进行检验发现,在2008年以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但2008年以后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     

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中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效率评价

RCEP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19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参与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最大的自贸区，其将为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重要平台。聚焦中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的效率评价问题，基于动态DEA方法，在RCEP框架内从多维度实证分析了2009—2020年中国对14个RCEP伙伴国家OFDI效率。结果显示：由于发展水平差异，中国对RCEP伙伴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国别间差异较为明显；从整体来看，中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Malmquist指数分解上看，中国对14个RCEP伙伴国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呈波动式上升趋势，说明投资对于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了提升区域投资自由化水平、优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拓展与伙伴国间经贸合作新领域，以及增强中国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等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西部大开发

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及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总体发展规划的促进效应,对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诸如相关政策方面的局限性、西部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及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欠缺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及区位的选择和如何完善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等方面探讨相应的解决措施;进一步论述了西部地区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基于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此外,我们还得到东道国外债规模均会弱化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     

中国制造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

为了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例,通过构建一个中间品生产部门可连续分割的国际分工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既有促进就业的“规模”效应,也有抑制就业的“迁移”效应,且在资本供给弹性足够大的行业“规模”效应将超过“迁移”效应。     

要素成本、OFDI与中国产业“空心化”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的背景下，要素成本上升是否通过OFDI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国内制造业产业的“空心化”风险？采用2004—2017年东部沿海11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研究要素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空心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确实会引发产业“空心化”，且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重要推手；要素成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剧产业“空心化”风险；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最大。应科学调控生产要素成本，重点推进中国制造2025，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产商融”三位一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障碍与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20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前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投资国,也不是技术创新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对外直接投资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在国内外环境机遇与压力并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政府的引导政策和有远见的企业发展战略的共同促进下,使中国企业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新课题。通过构建R&D溢出回归模型以验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在CH和LP模型研究思路的基础上,选取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证实我国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据此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负责任的对外投资:三重维度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研究

如何使对外投资企业出得去、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负责任的大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新课题。基于Elkington“三重底线”原则,认为对外投资绩效、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是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三重维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提升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通过提升对外投资绩效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环境协调效应和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生产效率、不同投资地域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引导企业主动提升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水平,加大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培育和提升,引导对外投资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是负责任的对外投资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金融支持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新证据

为了探研金融支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与路径等问题,利用2003—2018年中资商业银行在138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是如何通过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因素、重新进行OFDI测度、剔除“避税天堂”、运用PPML方法、滞后变量、异方差估计以及构造工具变量等论证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认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设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资商业银行在东道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使得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增加1.34个百分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将会通过增加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促进作用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政治稳定性程度、公民话语权以及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更强。研究表明,需要加快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机构布局,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网络和东道国投资信息库;积极扩大业务范围,增加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实现金融服务的供需匹配;提高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中小...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在国际R&D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沿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实现了快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发挥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在阐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模型,并分析了海外研发和科技智力合作产业、资源开发产业、服务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工程承包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     

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析

在分析中国的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1984—2009年的国际投资头寸序列表,分析了中国对外各项资产与负债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数据的特征和变化趋势显示,由于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持有部门不匹配、国际投资头寸表使用美元当作计价单位以及外汇储备的不合理投资,中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存在结构性风险,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升值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净损失以及外汇储备的大幅缩水。最后提出要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增强外汇储备管理,进一步建设中国资本市场。     

对外投资与母国国内就业: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对外投资对母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对外投资战略的推进，也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我国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方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当对外投资规模较小时不利于就业；而达到一定规模后，对外投资能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但是当对外投资规模过大时却又会减少就业。针对我国对外投资尚未达到过大规模的现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验证了之前的理论分析。研究结论意味着我国政府应通过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以促进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