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对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外溢出的先进技术提升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但研发密集型行业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应加大对研发密集行业的投资比重,努力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技术寻求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重塑全球制造业地理空间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制造业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在梳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视角分析技术寻求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计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机构增长迅速,发达经济体、相邻经济体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第二,技术寻求是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经济体地理距离、发展程度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具有调节作用,比较而言,远距离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动力更大。本文研究结果为中国制造业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参考借鉴。     

信息化对O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20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实证

基于2006-2011年中国与20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及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ODI)逆向溢出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分别引入技术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溢出与对外开放度的交叉项,以信息化发展指数(IDI)、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ICDC)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与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以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基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各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技术进步呈现逐渐减弱的抑制趋势,当国家的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大于0.307 0且信息化水平大于4.130 0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弱.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在国际R&D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沿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区分投资目标国后发现,中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将贸易进出口产品区分为初级制成品、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发现中国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而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的进口存在替代效应。因而,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实施“因国施策”的贸易策略,实现与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是我国的“资本输出大省”,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区域的拓展、贸易利益的合理分配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运用引力模型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进口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贸易互补效应,与进口是贸易替代效应;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要素成本、OFDI与中国产业“空心化”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的背景下，要素成本上升是否通过OFDI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国内制造业产业的“空心化”风险？采用2004—2017年东部沿海11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研究要素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空心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确实会引发产业“空心化”，且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重要推手；要素成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剧产业“空心化”风险；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最大。应科学调控生产要素成本，重点推进中国制造2025，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产商融”三位一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     

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兼论女性就业的中介作用

女性作为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半边天”，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激发一国女性经济潜能以促进经济增长却依然难有定论。基于我国对中亚五国2004—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直接投资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影响程度与显著性存在国别差异，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出口溢出、制度变迁、投资集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五个方面；（2）通过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女性就业—经济增长”这条作用机制，发现我国直接投资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中，约有10.8%是通过提高当地女性就业水平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提高服务业和工业女性就业水平来推动中亚五国经济增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献回顾与我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文献回顾,并根据2004～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基于C-D生产函数方法的产业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出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各行业产业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其中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     

政府驱动的复制式集群转移及其案例分析

集群企业的拆分会促进集群规模的扩大,而拆分企业的集体性空间迁移则实现了集群转移。本文以政府驱动的复制式集群转移模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模式的学习内容、政府驱动、产业关联和可能存在的链式效应,并对"苏通科技产业园"建设中"苏州-南通"产业集群复制式转移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复制式集群转移是实现集群异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推动和规划作用,结合地方产业基础与产业定位,积极引导复制式集群转移。     

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研究——不完全竞争视角

考虑到传统的从完全竞争视角以单一规模或效率指标为基础分析产业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所固有的缺陷,文章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以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理论为基础、结合使用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分析识别京津冀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这一方法表现出两项主要优点:一是可以揭示特定产业转移的动力、特征和性质,二是有助于设置产业转移中的轻重缓急。通过对相关产业进行规模分析和效率分析,导出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的二维分布图,其中的"优先转移区"和"结构调整与优化区"分别为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所在。     

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受到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难以完整的评价FDI的就业效应。基于"两缺口"模型、投资乘数原理、就业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对FDI就业效应的定性研究及影响机理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增加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具有积极的就业创造效应。建议东道国通过调整本国的宏观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就业水平。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进入后续扶持阶段,就业已成为搬迁农户最大的民生。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因不同安置点周边市场类型分布不同,搬迁农户就业能力差异较大,梯度效应明显;从微观层面看,影响贵州省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信息素养、人力资本、适应能力、就业认同、社会资本。     

国家形象的心理形成机制初探

本文在总结“国家形象”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内涵与主要特性,借助“认知透镜模型”建构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基本框架,指出首因效应、好恶效应、光环效应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结果的主要心理因素,而抽样错误、信息不充分加上文化、价值因素的过滤作用通常会导致对华形象认知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加入WTO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大冲击和挑战,不在商品和资本市场,而在劳务市场。原有的就业体系会逐渐打破,就业方式、就业范围及劳动力流动速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在激活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为扩大劳务输出提供机遇;经济全球化促使发达国家放松劳动壁垒。但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知识技术含量有普遍拉上的趋势。必须最大限度地配置教育资源,实现科教兴劳,保证可供劳动力的质量,满足内外市场需求。     

构建我省现代产业发展体系的路径研究

河南省产业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资源、投资依赖程度较高,初级加工比重偏大,整体竞争力不强。但构建河南省现代产业体系也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方兴未艾等重大机遇。我省可以从优势带动、高端带动、开放带动、龙头带动、技术带动、产城互动等六种途径来建构现代产业体系。     

关于易地搬迁扶贫问题的调查思考

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如何影响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同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而经济和环境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研究两者对就业的影响方向及作用机制,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别于已有研究考察经济或环境单个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选取2008—201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将经济和环境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经济增长、空气污染及两者交互项的就业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增长、空气污染的就业效应有所不同,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就业规模,而空气污染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不同性别人群具有异质性,相对女性劳动力而言,男性劳动力就业对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更加敏感。第二,经济增长、空气污染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全国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和东北地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西部地区交互项对劳动力就业作用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改善空气质量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因地制宜推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以扩大地区就业规模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