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家庭收入、银行贷款、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扶时期需从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加大信贷力度,做好土地资源的增收,深化东部与西部的协作,注重县域产业培育等入手。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 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显著增加。其中,移民物质和社会资本显著增加,自然资本显著减少,且物质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生计资本,进而对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易地搬迁要完善安置区基础条件,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加大就业扶持和产业发展,调整土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以保证移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进入后续扶持阶段,就业已成为搬迁农户最大的民生。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因不同安置点周边市场类型分布不同,搬迁农户就业能力差异较大,梯度效应明显;从微观层面看,影响贵州省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信息素养、人力资本、适应能力、就业认同、社会资本。     

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及其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提出脆弱性背景下,移民五大生计资本、民族文化传承及制度政策环境影响移民生计策略,移民的脆弱性感知对其生计策略有调节作用。对四川、云南两地移民村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同质性强,民族语言、习俗保存较好,但生计资本总量不足,人力资本极其短缺,自然资本较搬迁前明显减少,务工收入成为其金融资本的主要来源,不同生计资本变化的组合导致不同的生计策略。应关注移民中的弱势群体与弱势生计资本,加强下一代移民职业教育,提供正规发展资金扶持,加强医疗保险救助,促进文化之美的少数民族可持续生计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帮扶政策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

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加入文化资本,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广西岩滩水电站农村移民样本调查数据,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三项帮扶政策、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直接或间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作用不显著;帮扶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能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继而改善生计结果。今后可以通过优化移民帮扶政策,重点增加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等推动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升。     

易地搬迁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宁夏A村和B村的实地调查

易地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搬迁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强弱则是这一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移民家庭户主的健康程度、职业技能、家庭经营方式、家庭负债、家庭收入来源渠道及彩礼支出等因素对宁夏易地搬迁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投入力度、提升卫生服务能力、创新社区养老模式、倡导文明消费观等对策可以提高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关键期,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问卷数据,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净增效应为0.239,其中物质资本的净增效应最大,为0.148;其次是社会资本,说明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女性移民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其在安置地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和参照群体等因素会对自身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且并非同步增长。其中,生活适应水平的提升是最快的,而经济适应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同时,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经济适应状况在搬迁初期会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状况,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生活适应状况会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产生滞后但持续的影响。另外,女性移民的无酬照料被忽视,也是限制其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因素。应从落实安置政策、完善就业技能培训、开展社区活动和加大对女性移民无酬照料的扶持等方面入手,提升女性移民社会适应水平。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基于族际对比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适应性和个体适应性等几个方面。少数民族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汉族存在较大差距,是影响就业的首要因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依靠社会资本获得就业机会,但社会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个体适应性与汉族有一定差异,今后在注重技能培训的同时应加强良好观念、行为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