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西北地区易地移民搬迁扶贫——既有成效、现实难点与路径选择

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五个一批”工程之一,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西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贫困人口使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之路漫长而曲折,数量大而任务艰巨。通过总结西北地区近年来易地移民搬迁取得的成效,再从精准识别、区位环境、扶志扶智、资金整合使用、扶贫机制创新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难点,提出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优化项目供给等相应路径选择及建议。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易地搬迁与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

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障碍。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策略和途径,易地搬迁在中国的减贫行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是移民的重要对象,易地搬迁对于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实践并最终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广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将易地搬迁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根据群众需求和地方实际,不断调整和探索移民安置的政策和措施,使该项工作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为全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也为客观了解和评价易地搬迁在中国减贫行动中的作用及其对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意义,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易地搬迁所造成的个人适应与整体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多民族聚居社区重组与治理创新,应该是未来需要关注的焦点。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现实难点与未来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减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易地搬迁任务,其易地搬迁工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总结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进展取得的既有成效,从搬迁安置点选址、扶贫产业培育、搬迁对象动态调整、搬迁群众融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点,进一步探究了难点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在脱贫攻坚战收官阶段,为提高并巩固脱贫成效,西部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应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扶贫模式构建、扶"志"制度探索、强化文化融入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转移。     

关于易地搬迁扶贫问题的调查思考

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十四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和共同富裕的后续扶持压力依然很大。构建科学合理的后续扶持体系，在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兼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将后续扶持演化周期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从扶持客体、扶持主体及扶持机制三个维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呈现出扶持客体动态性、扶持主体多元化、扶持机制协同性、政策路径系统性等特征。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后续扶持理念多元多维转换，后续扶持资源要合理有序流动，后续扶持政策风险要科学有效防范等，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

加大对深度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之策。粗放搬迁、安置包办、只搬不扶等政策偏差,降低了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采集秦巴山区易地搬迁村户的样本数据,对不同贫困深度村户的搬迁意愿与脱贫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贫困深度与家庭特征不同,村户易地搬迁意愿不同;包揽式、唯补贴的搬迁安置方式,忽略搬迁对象的贫困深度及其脱贫需求差异,容易降低脱贫成效,形成“救济陷阱”;相比补贴安置与政策救济,搬迁后生产与就业的接续是脱贫的根本之路。因此,应实行差异性的搬迁规划引导政策,瞄准村户的搬迁安置需求进行精准的安置帮扶;设定安置补贴的有效区间,优化搬迁考核评估;着眼于“脱贫”,开展搬迁安置帮扶,以“减贫”定搬迁、谋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女性移民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其在安置地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和参照群体等因素会对自身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且并非同步增长。其中,生活适应水平的提升是最快的,而经济适应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同时,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经济适应状况在搬迁初期会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状况,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生活适应状况会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产生滞后但持续的影响。另外,女性移民的无酬照料被忽视,也是限制其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因素。应从落实安置政策、完善就业技能培训、开展社区活动和加大对女性移民无酬照料的扶持等方面入手,提升女性移民社会适应水平。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安置满意度评价——基于AHP-模糊综合评判法

结合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的生活质量、扶持政策、居住环境、社会环境的调查数据,构建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有61.2%的移民对扶贫搬迁工作感到满意,但仍有38.8%的移民满意度较低,应增加搬迁补助、健全产业扶持、保障移民权益进而提高扶贫移民搬迁后的整体满意度。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关键期,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问卷数据,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净增效应为0.239,其中物质资本的净增效应最大,为0.148;其次是社会资本,说明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