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新课题。通过构建R&D溢出回归模型以验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在CH和LP模型研究思路的基础上,选取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证实我国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据此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与母国企业竞争力提高之间的互相影响会不断增强。借助经典R＆D溢出回归模型,测算了1982-200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研发存量及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的国外R＆D资本溢出,探寻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的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提高有积极作用。但是,国内R＆D资本存量是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自主研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自主创新、技术溢出和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CH-LP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Kraay方法、工具变量法、差分广义矩估计和分段估计等方法同时分析了自主研发和4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各种开放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降低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国有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反映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时发现:在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时,国有企业占比的上升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高时,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1987—2006年的数据,借鉴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虽然作用强度不大,但从长期看,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过对科技发达、研发投入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能使我们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性研究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境外地区分布,测算了来自不同类型国家(地区)的R&D溢出;然后运用DEA方法计算出中国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和技术进步(TC指数),并与不同类型国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对新兴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最好,其次是发达国家(地区),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与外国研发溢出呈中等关联度,其中,与来自新兴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较强,而与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则较低。因此,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布局,在巩固新兴国家(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以台湾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为例

采用2003-2012年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台湾直接投资与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衡量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台湾当期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滞后一期投资影响不显著。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投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应从引资策略、市场竞争环境、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提高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28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分析

通过DEA-Malmquist方法测算28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我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1年28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对外资的技术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FDI引进规模存在最佳阈值。(2)东道国自身的研发实力、产业政策和外贸发展程度也会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即东道国企业外贸活动越多越有利于FDI的技术溢出,而企业过高的外部融资比例和科研活动经费支出都将降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依据甘肃省1992年²011年间的相关数据测算相应年份的TFP数据,在此基础上考察甘肃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检验全省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先进产业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甘肃省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知识溢出效应。     

基于吸收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对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10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对吸收能力影响下我国接收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正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2)研究创新能力的加入能够提高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除去金融发展水平外的基础吸收能力均制约着正向技术溢出;(3)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占用了国内研发资源反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中国工业行业大类面板数据,运用ＭＬＤ指数、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变系数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ＭＬＤ指数呈下降趋势,但收入分布集中程度降低、尾部变厚;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是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不同行业影响强度的差距在６．９％左右;随着其他影响因素的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对单个行业影响程度在逐渐降低,其影响强度在行业间差距呈上升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1978—201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为经济理论创新和宏观管理提供了许多启示与经验借鉴。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在系统修正数据缺陷的基础上,首先测算了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相关指标的1952—2018年时间序列,然后使用岭回归技术建立了中国经济的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动。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人力要素的作用在波动中趋强而在近阶段增长较大超过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是加速增大,目前已超过50%。通过权威数据和数学模型提供了较为严谨的相关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同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各阶段的增长动力构成及特征。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波及面

为研究研发效率对企业研发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建立包含研发效率的企业生产模型分析研发效率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测度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发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研发效率呈有规律的分布。利用计量方法检验研发效率对企业研发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研发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增加研发的强度和规模,研发效率与生产率具有正相关性。有证据表明,较高的研发效率可以明显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利用效能,使得有限的研发投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研发效率对于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正面作用。     

基于嵌套经济结构的生产率分解

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全国—区域（省份）—行业—企业”的多层级嵌套结构特征,现有的生产率分解研究对此缺乏专门分析。在动态的Olley-Pakes生产率分解模型中,通过增加区域和（或）行业层级的要素流动,将不同层级的要素流动效应进行了分离,这种多级分解思路在其他生产率分解模型中具有普适性。中国制造业在1998—2007年的经验分析表明:（1）基于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11.57%并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它为制造业增长做出了58.43%的相对贡献,其中企业学习效应的相对贡献最大（62.10%）,要素流动效应次之（36.78%）,而企业更替效应的促进作用很小;（2）模型中的要素流动层级结构越少,企业学习效应（要素流动效应）被高估（低估）得越多;（3）在剔除全要素生产率的异常值时,将所有观测值放在一起截尾,忽视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行业异质性,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被低估。     

农业效率增进、技术进步区域差异及TFP分解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文章对1985-2008年中国29个省级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时际差异和区际差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均有提高,但增幅较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动因在于技术进步率而非技术效率,农业生产仍不具有规模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