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为“租佃关系决定论”与“乡村和谐论”。前者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后者则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但这两种理论皆属一种理论虚构,难以考之史实。事实上,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小农自由交易导致严重分化的说法不成立。历史上朝代际和朝代内土地趋向于集中的“规律”并不存在。当时的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另有原因,与租佃制关系不大。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是没有根据的。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倭纳与《中国神话学辞典》

介绍英国人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的文章,据我所知,此篇大约还是首见。作者将它寄给我,以其论述简明扼要,特推荐给《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1924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曾论及,以为“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1925年鲁迅先生在给梁绳纬、傅筑夫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讫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信中“沈君”即茅盾先生,“外人之作”即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看得出来,两位先生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早年曾有过些分歧,鲁迅先生看得似乎更开阔些。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是在《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基础上,以神仙人物为纲,又加入了好些印度神话人物编写起来的。作者取材虽难免有后起、庞杂之弊,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流”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因而对《山海经》等书,竟视若无睹,未曾道及;然而他的视野开阔,毕竟看见了中国神话有如此浩瀚汪洋的“流”,广采博搜,发为著述,介绍给外国的读者,使彼西方人士,也略知中国神话的丰美,他对中国神话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值得称道的。现在我国有些学者,却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只去研究《山海经》等几部书,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流”,不承认后世的许多书籍中也有中国神话,又是一偏。要知须得“源”、“流”兼顾,才能认识中国神话之全。     

直面农村 聚焦农业 关注农民(上)——乡村语境里的三个学者

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现实并不是完全隔阂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农村子弟。如果不是高考改变了命运，他们说不定还会像父辈一样通过耕种来养家糊口。乡村是他们的情感寄托，也是他们安放良心的地方。但是，书斋与乡村毕竟还有一段不小的精神距离。热衷于“草根话题”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把农村当成了一种话语工具而已，一些以“本土文化”为资本的学者，用学院派的优越感来大谈“三农”问题，用一大串新名词来定义农村和农民生活。他们一反上一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政治姿态，而是强行将“三农”纳入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仅是一个方法…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来国内文化研究热潮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可以说,所有关于文化重大问题的探讨,都程度不同地与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有那么一部分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割裂开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科学文明,“二者不仅在世界观上,而且在整个操作系统上都不言而喻地对立并冲突着。”“传统文化已经终结”。中国传统的“巨大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     

清季吐鲁番地区的租佃契约关系--吐鲁番厅察合台文文书研究

本文对清朝光绪年间吐鲁番地区的一些察合台文文书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文书中的关于土地的租佃契约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从而找出了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在土地、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特点.     

中国文化的自觉与科技的腾飞

在战胜形而上学之后，驱逐神话的现代西方科学本身成了神话。无论是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道家文化，能以其特有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成果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型塑科学应有的气质。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实现中华科技腾飞的文化着手点在于：求真、创新、质疑等科学精神的融合。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古代租佃契约

在公法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的契约文化,没有体现在法典中,而是广泛存在于大量的契约文书当中;虽然没有系统的契约原理的支撑,却在传统和谐观念的指导下实实在在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其中,租佃契约是联系民生最为紧密的契约类型,充分解析租佃契约以及“租佃”的涵义,对于理解租佃契约在构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政府与非法社会间关系的政治学考察

政府与非法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帝国时代二者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西方社会二者的关系则表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些面向。当代中国既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某些“不变”，又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和社会转型下有所“变”，而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某些特征。探索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二者关系、建立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神与神话中的神——论泰山女神碧霞元君

<正> 泰安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神话与传说。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不敢讲述,不敢采录,原因是怕招致宣传封建迷信之嫌。关于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迷信的区别,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于一九八○年六月到泰山采风时,听故事家们讲了许多关于泰山女神的口头神话与传说,同时,也翻阅过一些方志文献,感到泰山女神碧霞元君是关于宗教神与神话中的神之区别问题的一个典型事例,于是产生了通过解剖这个“麻雀”来说明宗教神与神话中的神之密切关系及其区别的想法。现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写在下面,以就教于同好。     

论人口城市化与要素城市化

夏永祥认为,城市化的实质是在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滞后于要素流动,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农村病"。要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治理"农村病",推动城市化健康协调发展。杨云彦指出,中国正处在有利的人口窗口内,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加快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同时,应按照城市化的大趋势来规划、建设新农村,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新农村建设的实效。徐勇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点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国家发展走向将从"以农村包围城市"向"以城市带动乡村"转变,具体表现为财政带动、就业带动、资本带动与制度带动;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开展新城市建设。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列宁共耕制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初探

列宁认为，“共耕制”是帮助农民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的可靠“出路”。这是列宁探索农民为主体的落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维度与列宁共耕制思想有深厚的渊源：毛泽东把共同富裕和机械化作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标和主要手段：邓小平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从“家庭联产承包制”走向“适度规模”经济：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观是列宁共耕制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列宁共耕制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     

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重要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多长的时期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赶超.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场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的大实验,结果欲速则不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瞒产的开明态度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国五亿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干社会主义事业、奔共产主义前程.按照这一理念,他一贯倡导的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精神,总之是提倡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依这种理念和精神的逻辑推理,干部、社员隐瞒粮食产量并且"私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耐人寻味并出人意料的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隐瞒粮食产量的做法采取的并不是反对和批判的态度,而相反地是同情、赞赏甚至鼓励、提倡.     

对大公社分配方式的历史反思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薄一波曾作过重要评论,他说:"大跃进'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1](P752)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冒进突出表现在乡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全国的普遍建立(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誉之为"大公社")和以所谓供给制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制度的急剧变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