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     

当代中国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特征及文化解析

当代中国刑事审判权主体的行为表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错的特征。一方面 :刑事审判权主体中立性获得一定的制度保障 ;刑事诉讼制度为刑事审判权主体提供了一定的与其他诉讼主体进行“交涉”的空间 ;公开性也成为刑事审判权主体的基本行为特征 ;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已具有基本的规范性。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权主体自主性欠缺 ,仍存在审判行为行政化倾向 ;隐形程序的暗箱操作使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形式上的交涉性和公开性受到损害 ,导致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规范性降低。当代刑事审判权主体行为传统性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如下方面的影响 :程序观念淡薄 ;权利观念的缺失 ;伦理法对程序的腐蚀 ;集权主义传统。     

刑事被告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兼论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与控诉方和法院构成了诉讼三方.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刑事被告人与犯罪相联系,认为刑事被告人即是在提起诉讼以后的一审审判阶段因实体性犯罪行为而受到指控的人.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还是刑事被告人,其究竟应为何人,原一审中的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是否还应是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明确.本文从刑事被告人概念入手,分析了刑事被告人身份确定的依据,认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并论证了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从而拓展了通常意义上刑事被告人的范围,以期促进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构建的科学化.     

审前报道对美国刑事审判的影响

在美国,公开刑事审判是强制性的。刑事被告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媒体和新闻有自由发表他们言论的权利。美国宪法中两个条款之间的冲突:保证刑事被告人能够获得不偏不倚的陪审团的公正审判,保证自由言论。我们对立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冲突如何平衡的规定进行了评论,并提出对提高美国刑事审判公正性的建议。     

我国刑事审判组织场域中的实践困境及其解决——基于制度理论的质性研究

独任制、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是刑事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组织的良好运行是国家刑罚权正确适用与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借助“组织场域”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分别在治理结构、制度逻辑以及行动者层面剖析原因并寻找解决方案。独任法官庭审“流于形式”属于制度逻辑层面的认知问题,应当转变快速审判程序的理念与构造;合议庭“合而不议”属于制度逻辑与治理结构的双重问题,应当取消承办法官制度并完善合议庭评议规则;审判委员会会议类审判职能的局限属于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应当对列席人员范围、讨论程序与决议机制予以完善。     

无罪推定的司法属性与确立途径

无罪推定蕴涵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作用对于刑事审判公正性目的最终实现具有关键意义。滞后的观念、残缺的制度、失范的操作是无罪推定在刑事审判中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无罪推定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在推进被告人权利宪法化以及改造现有诉讼构造方面取得突破。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第一案

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有一种过多关注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倾向,被害人的尊严和利益反而受到忽视。如果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控辩均衡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那么被害人从犯罪行为实施那一刻起就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调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就是聆听被害人声音的过程,还被害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公正的过程。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方面对各主要法系的制度和国际惯例兼容并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探索其自身的审判理念。     

论刑事审判价值

本文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对刑事审判制度进行实证考察.通过刑事审判价值概念界定、刑事审判价值关系运动及刑事审判熵值,直接透视刑事审判的实质,把握驱动刑事审判运行并决定其运行方式的内在利益机制,从具体的程序规范与技术措施中感触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为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审判制度提供理想模式.     

刑事审判忽视律师辩护意见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 ,不少审判人员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出现了“你辩你的 ,我判我的”现象。这难以保证国家司法的公正性 ,保证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降低了刑事辩护质量。本文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促使审判方重视律师辩护意见的几点对策     

刑事公诉权的制约与规范

公诉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国家主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一种刑罚请求权.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追诉权,具有启动刑事审判程序的功能.即公诉权的目的是将构成犯罪的被告人提交法庭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实现国家刑罚权.     

刑事抗诉的现实困境及其本质属性思辨

作为传统的重要法律监督形式,刑事抗诉被寄予厚望:维护刑事审判的公正。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尽如人意的刑事抗诉效果却使这种监督处于次要地位,过高的期盼与过低的作用表明刑事抗诉面临着现实困境。导致刑事抗诉陷入困境的原因既在于刑事立法本身的缺陷,又在于行政化色彩浓厚的案件裁判机制、法外因素等刑事司法现实。与其一味地强调刑事抗诉的法律监督属性,不如使其回归刑事诉权的本原,将刑事抗诉权与被告人的上诉权、申诉权平等看待,从而使其符合控辩均衡、程序正义的刑事诉讼法理。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强调审判阶段尤其是第一审程序中的法庭审判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强调把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限定在审判阶段,并通过制度提升法院的权威,保证判决的终局性。为此,一方面,应当对现行刑事审前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引入司法令状原则,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引导和监督,通过权力制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应当对法庭审判进行实质化改革,确立、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会议制度,改革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此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还要求全面落实证据裁判原则,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刑事司法立场下的检察解释权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存在着解释主体二元化问题。作为一种权力属性,检察解释权与审判解释权应当是一致的。检察解释权的完善更有助于司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刑事检察解释应当限制立法性的司法解释,扩大个案的适用性解释,并最终过渡到案例指导。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目标与程序构建

死刑复核程序的基本功能目标是对法院的死刑裁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为遭受死刑裁判的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此二目标,死刑复核程序总体上具有行政审批与司法审判的双重属性,程序构造应当关注被告人对这一程序的实质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具体设计则应当包括程序启动方式、审理的范围与具体方式、复核结果的法律形式、复核的期间的限制等。     

论远程审判的适用规则——克服远程审判之不足的制度设计

远程审判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应当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推广,这已经在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取得广泛共识,其正面意义毋庸置疑。但是,远程审判无异于一柄双刃剑,随着远程审判的深入,也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包括减损法庭的威严、降低审理的真实感和真实性、可能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公平行使、受技术因素的制约等。针对远程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设计远程审判的适用规则,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应用于审判工作的优势,扬长避短,克服远程审判实际应用中的不足。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刑事审判价值论

因对刑事审判价值的不同要求 ,导致了各国在设置实现刑事审判价值方式上的差异。刑事审判价值的实现过程是动态的 ,刑事审判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 ,这些条件直接决定了刑事审判价值实现的程度。因此 ,要真正实现刑事审判的价值 ,就必须对刑事审判这一社会实践进行科学的设计和规范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相关条文

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行不悖,共同确保实现法治和反腐的最终目标。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应贯彻审判中心原则、证据裁判原则、配合制约原则;树立监察调查服务于法庭审判、监察证据接受诉审机关审查、监察和司法配合与制约并重的理念。在程序衔接方面,应当强化“监诉协作”,使公诉部门“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制度化;监察案件原则上应直接适用逮捕措施,也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退回补充调查是原则,自行补充侦查是例外;在调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罚幅度应当不同。在证据衔接方面,刑诉法应规定监察证据可以直接使用;监察案件受《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双重约束”;监察调查的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诉审机关有权调取。在诉权保障方面,应当充分保障辩方现有权利,时机成熟时应通过修法允许辩护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健全缺席审判中的强制辩护制度以充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正确界定被告人的重新审理申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