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易学思想管窥

李觏所著《易论》十二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学义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扬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治《易》不徒托空言，将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论陈法关于《周易》明人事的思想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代易学家均有讨论,且为解易者首要回答的问题。汉代易学家普遍认为《周易》为卜筮之书,魏王弼以玄学解易,重视阐发《周易》义理,批评汉易象数学,开启了以《周易》解人事之先河。宋以后,易学家关于《周易》性质的论点趋于公允,即认为《周易》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卜筮之书的形态存在,但后世之学易者应注重开发其明天道、人事之理。程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即持此种观点。陈法继承了这一传统,明确指出《周易》为明人事之书。     

《周易研究》创刊发行

我国建国以来唯一的一家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于今年七月正式创刊发行。该刊由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主办。在创刊号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著明学者张岱年、梁漱明、邱汉生、金景芳,及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先生,分别为该刊题写了贺词。《周易研究》以《周易》与传统文化为主题,以“《周易》经、传最新探讨”和“《周易》与自然科学》为内容。设有:“《周易》哲学思想”、“《周易》与传统文化”、“易学与自然科学’、“易学研究信息”、“易学入门讲座”等栏目。该刊     

论易卦的数学原理及其应用

易卦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数学原理。利用这些数学工具有可能对《周易》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究竟易卦包含了哪些数学原理?在哪些方面可能有助于易学研究?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本文简要地介绍易卦中所包含的一些现代数学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易学研究中可能的应用。     

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

胡炳文是元代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此书在总体致思路向上以朱子易学为宗,是提升和补益朱子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在诠释内容上,《通释》对《周易》一些范畴的独创性诠解,对《周易本义》诸多诠解的延伸性说明,成为朱子易学解释的有益扩充;在诠释方法上,《通释》以卦与卦之间相比照、经与经之间相参照等多重诠释视角,拓展了朱熹的解《易》理路。在思想主旨上,《通释》发挥朱熹的理本论,运用政治发展与人伦日用中的诸多现象说明《周易本义》所强调的中、正、时、慎等义,对朱子的易学思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提升。     

船山治易历程追踪

探寻船山研究易学的历程,从总体上揭示船山易学思想的特点、特色及其在易学史上第三个“圈圈”的终结与集大成的地位;说明《周易考异》 、《 周易稗疏》 是船山治易的基础工作;初得观卦之义,是其服膺易理之始;船山易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为兼崇象数与义理又归属于义理;《周易外传》基于乾坤二卦所产生的各卦卦象与义象以及各卦的错综变化,探求其中的根本哲理,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种物理人事之中;《周易大象解》 是他的社会政治现和伦理道德思想的集大成;《周易内传》坚持乾坤并建,错综合一,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强调《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周易研究》创刊发行

我国建国以来唯一的一家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于今年7月正式创刊发行。该刊由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主办。《周易研究》以《周易》与传统文化为主题,以“《周易》经,传最新探讨”和“《周易》与自然科学”为内容。设有“。《周易》哲学思想”、“《周易》与传统文化”,“易学与自然科学”、“易学研究信息”、“易学入门讲座”等栏目。该刊融学术性、知识性、动态性为一体,既是易学研究工作者的专业性刊物,又对于一般文史工     

论杨万里的易学思想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 ,他认为《周易》一书是圣人通变之书 ,在研究《周易》时以古鉴今 ,古为今用 ,思考现实的问题和南宋王朝的命运。同时 ,善用以史证易的方法。他认为易之道是天理。当然 ,他的易学观有浓厚的理学家的色彩 ,有时以《周易》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作注脚。从整体看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重视适用 ,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成败的规律以利当世 ,有独特的个性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伊川先生的《周易》观

程颐继承了先秦儒家《易传》的《周易》观,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著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并以其所著《易传》创造了义理易学的巅峰。朱熹对程氏的《周易》观加以批评,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他在这种《周易》观指导下完成的《周易本义》,受到王夫之等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易学史证明,以学弘道,承传《周易》的哲学智慧和健康的人文精神,应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易学视野中的诗学建构——论易学思想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影响

杨万里不仅是南宋中兴时期的诗坛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理学家,对易学颇有造诣,著并有《庸言》、《心学论》、《诚斋易传》等哲学著作,其审美·心态与诗学观念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杨万里将易学中的通变观念、安平乐道、修辞立诚等核心思想引入到诗歌创作理念中,从而将哲学与诗学在思维、审美、情感领域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文学与理学互动发展的演进历程。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     

略论朱熹和郭雍的蓍法之辩

郭雍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郭雍认为《易》是圣人为明道而作,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皆为附会。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之书,以《河图》、《洛书》为象数本原,认为大衍之数以及九六七八均源于《河图》、《洛书》,并在此基础上推演蓍法。两人在不同的易学观产生了不同的揲蓍法,郭雍主张过揲法,朱熹主张挂扐法,二人就此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国演义》刘蜀后期人物三论

在蜀汉后期的四个重要人物中刘禅虽然平庸,却安于君位,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表现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对稳定蜀汉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三国演义》对他们执政时期一笔带过,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姜维虽力图继承诸葛亮遗志,但国势衰微,无力回天,只能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邓小平对“以数为纪”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以数为纪"是用数字分别语句,然后再用数字将分别的语句概括起来。邓小平经常运用"以数为纪"的思维方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其典型代表。"以数为纪"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邓小平"以数为纪"的思维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