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法治推进——以规范消费券政策实施为引例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清晰等问题，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建构。以上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内涵与实施目标的认识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仍存在政府对市场主体过度干预、在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中忽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以及因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产生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等现象，这在目前地方政府消费券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基于此，需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推进为抓手，廓清经济发展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厘清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之内涵，明晰公平竞争审查旨在实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目标，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持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营商环境改善是否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一定成效。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分别探讨了不同投资行为、不同产权性质、宏观经济景气与否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业投资行为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对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类发现,营商环境主要通过缓解投资不足而非抑制投资过度来提高企业绩效；相比国有企业,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影响更加显著；相比宏观经济景气时,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更为显著。     

我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论略：突出问题与优化措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毋庸置疑，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呈现新的竞争态势，我国也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与此同时，数字营商环境这一概念开始被普遍使用。本文在传统营商环境基础上对数字营商环境进行概念界定，并针对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不平衡、数字政府建设创新能力和协调能力不足、数字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评价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基于此，我国应着力构建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科学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利用有关统计资料论证了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吸引外资、促进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分析影响房地产业的政府政策、市场与范围、城市化程度等外部因素基础上,对房地产业发展提出调整税费政策、降低房价,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等对策建议.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是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资源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效能。基于系统论,围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与联结对系统功能的影响问题,采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与营商环境作为代理变量,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8—2020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存在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两条实现路径,均可打破经济系统发展中的资源依赖(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营商环境会强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强。     

香港特区政府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分析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及动力，香港回归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中小企业在许多层面面临困难和挑战，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源，信息，市场拓展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基于特区政府的经济哲学和政策理念，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力度不会有太大的加强。     

制度视角下城市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研究

中国已成为了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重点城市所开展的原创性、差异性改革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以成都市为例,从制度视角出发,分析了城市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做法、问题及原因,针对性提出了优化路径,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制度型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交互过程,提高制度竞争力是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助力融入双循环则是新发展阶段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遵循的重大要求。同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大原则,分别体现了营商环境的运行逻辑、行为逻辑和发展逻辑,其中国际化还承载着城市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战略意图,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成为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路径。     

地方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分析

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然而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当地选民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其提供的制度供给并不一定有效,无效的制度供给甚至会提高市场壁垒和市场准入条件,导致人们行为的短期化,增加交易成本。因而政府的干预并不一定能够使市场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改善。只有有效克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明确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路径,确保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充分、合理、有效,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公平。     

社会协同：制度性社会发展策略的路径选择

实现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有社会慈善、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融合的。可实施既能融合各种社会发展途径、又能协调社会与经济等各种政策的制度性社会发展途径———社会协同，通过政府和市场及社会等力量的调动、与经济等政策密切融合之社会政策的颁布、政府和政策积极作用的发挥、社会协同组织基础和框架的建立、社会协同专业人才的培育、社会协同活动场所和环境的营建、社会发展与经济等活动的开展，以及社会发展途径的融合等，提高民众福利，推进社会发展。     

基于营商环境视角的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

本研究指向企业家创业与特定地区营商环境间的共生关系,选取世界银行业已公布的我国30城市的营商环境数据,结合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数据,检验营商环境与创业活力间关联,希望构建一条全新的分析思路,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实证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探索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创业现状、障碍及由此引致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之源起,最终建言地方经济发展急需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认为,具备更好的“信贷支持”、更有力的“合同及财产保护法”及更少的“程序规制”的地区,将促生更多的创业、创新行动。由此寄期政府致力于从营商环境指标来改善政策、便化制度,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协助企业家发掘新的商业意念,提升地区创业活力,最终促进地区经济的提升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经济转型期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的作用

地方政府对所辖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强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经济转型期。但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的变异行为如地方保护主义、反宏观调控行为等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政府要通过积极引导、创造环境、制定政策、发挥优势等途径发挥主导作用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行业协会:搭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制度途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近20年来,行业协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制度经济学认为,行业协会是经济治理中一种能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性结构,能有效促进政府信用的建设。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对行业协会仍然存在很多信用缺失,政府要实现对工商业界的契约承诺,必须在构建与行业协会的信任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谈我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与对策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国有企业存在着体制改革形式过于单一、企业运作不规范、资金短缺、负担过重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应把现代企业制度落到实处,努力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切实做到政企分开,着力解决再就业工程,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通过对国有企业建国以来、尤其自改革开放至今体制演变进程及改革成效的回顾,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需求不旺和供给不足。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着重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制度供求关系不协调的现实原因,进而提出政企分开,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市场机制,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     

网络产业标准竞争与转型经济中政府的作用

已有的关于网络产业标准竞争的文献主要关注企业的策略与行为,但对转型经济来说,政府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以我国政府对WAPI标准的推广为例,通过一个一期的博弈支付讨论,可以看到,在标准竞争中政府行为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政府采取的是市场保护的态度,希望通过强制的办法封闭国内市场,就有可能出现类似于地方政府通过封锁地方市场来实施保护,从而产生低效率的情况。政府在推动网络产业技术标准确立的过程中,应该放弃市场保护的心态,注重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来扩大本国标准的安装基础,这样才能增加国内企业在标准战中的谈判力,从而更有利于在国际上推广国内标准。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营方式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通过回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营方式的变迁,认为经营方式的独资化趋势是一种自上而下以渐进式发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中国政府政策引导下的有微观主体自愿参与的制度变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谈判结构和交易成本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变迁的原因在于：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与外资企业在设立与运营过程中由于谈判结构的不同,而使后者在产权保护以及协议执行的成本更低,从而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独资化趋势。认为中国政府应出台政策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以降低＂独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俄罗斯金融制度的变迁

俄罗斯转轨经济的制度变迁之核心是私有化及后私有化阶段的各种关键制度的形成 ,而这些关键制度的重中之重则是金融制度。对于转轨经济而言 ,制度变迁必须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 ,因此它们不可能像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变迁一样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慢慢演进 ,政府必须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创造出有利于制度变迁的环境。俄罗斯是转轨国家的典型代表 ,研究其金融改革对经济发展之影响的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通过俄罗斯金融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 ,总结成功之经验 ,失败之教训 ,意义非浅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