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新历史视域下的三界革命

在新的历史视域下重新审视晚清文学的三界革命及其创作实践,会对这场文学运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三界革命产生于文艺论争之中,影响于文艺论争之外。诗界革命是诗歌改良运动,不成功的原因是古体诗歌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文界革命在于创造新文体,为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实践产生背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三界革命是中国文学适应社会转型的反映,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双向选择。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内容上题材单一严肃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浙江潮》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一场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旨归的革命诗潮依托近代报刊迅猛兴起,《浙江潮》"文苑"栏目诗歌汇入了这一时代大合唱之中。《浙江潮》诗歌以激发民气、唤起国魂、鼓吹民族主义思想、标榜民主自由精神为主旋律,既是忧国之潮和愤世之潮,又是醒世之潮和警世之潮,更是救国之潮和兴国之潮,亡国灭种之忧患与救亡启蒙之热忱相交织,谱写出时代的华彩乐章。《浙江潮》诗歌大体秉承了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路径,大量运用新名词,努力开拓新意境,注意保留古风格,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变革。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论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

五四时期是新诗的草创时期 ,是新诗的文体建设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过渡期。白话诗 (新诗 )的文体建设受到了五四政治运动的极大影响 ,破坏性的改革大大胜于建设性的改良 ,导致不拘形式、自然流露的诗风盛行。随着革命风潮的缓和 ,只破不立的诗风转变为既破又立 ,新诗的文体得到初步的建设。由于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带有较多的非诗因素 ,因此五四新诗的两大特点是“散文化”和“平民化”。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诗界革命采用保守方式的原因探微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本土化的、保守的汉诗改良运动。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诗的因素,更有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变革等非诗的因素。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保守也来源于那些热衷改革的进步文人,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不得不“全盘西化”,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甚至因为自卑而产生自负,他们更加重视甚至高估本土文化,加上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先进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外国科学及政治体制的了解。古代汉诗特别是定型诗体格律诗体成了封建专制的象征物和封建文人聊以自慰的心理寄托品。在社会改革大潮冲击下,他们只愿意对汉诗进行“本土化”改良。因此诗界革命只在汉诗的语言特别是词语上作了适度的改良,根本没有涉及到汉诗文体的两大基本成分——诗体和诗家话的实质性变革。诗界革命采用保守的改良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半世纪来韩国国内清代诗学研究概况

近几十年以来，韩国清代诗学研究比其他诗学，如唐宋诗或魏晋诗，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清诗与清代诗论研究的成果时有呈现。在清诗思潮研究方面，清代诗学研究的水平并不高，研究范围也只限于所谓四大诗论而已，但近来开始重视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解，研究热度愈来愈高，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在作家论部分，清代重要作家如钱谦益、王士祯、袁枚、沈德潜等十多人大约都涉及到了，其中偏重于王士祯、袁枚等诗论，但其研究水平尚不高；在中国诗论部分，最重要的资料以清诗话为中心，国内清诗话研究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中本人近十年问集中研究清诗话，把其诗论内容开始应用于唐诗等中国诗学，关于清诗话研究方面的专著仅有本人所撰《清诗话研究》、《中国诗话的诗论》和《中国诗话的理解》。